原上撒野。坦克后边，跟着一队队弓着腰的、头戴铁帽子的士兵。他们一边小跑一边对天放枪。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毫无目标，乱放一气。我们跑到一个炮弹坑里去，有的趴着，有的坐着。我们脸色平静，好像并不害怕。

    坦克肚皮下成串的铁轮子飞快地转动着，铁的履带一环紧迫着另一环，嘎嘎啦啦往前跑。沟沟坎坎它都不再乎，脖子一挺就过去了。它们一边疯跑一边咳嗽、打喷嚏、吐痰，横行霸道不讲理。吐够了痰它就吐火球，吐一个火球它的长脖子就往后缩一下。荒原上那些深沟被它打几个转儿就研平了，有一些土色的小人儿被它碾到泥里去。它们跑过去的地方，地像犁了一遍似的，满目都是新土。

    它们跑到沙梁跟前了，成群的子弹打得它们啪啪地响，没事儿，枪子儿奈何不了它们。但它们身后那些兵却一片片地栽倒。沙梁上跃出一些人，抱着点燃的高粱秸子，扔到坦克的肚子上，它们被烧得蹦高儿。有的人打着滚滚到它们前边，轰隆几声，几个坦克死了，几个坦克受了伤。沙梁上的兵像皮球，成群结队地滚出来，与那些戴铁帽子的兵打成一堆儿。吱吱哟哟地叫，呜哩哇啦地吼，拳打的，脚踢的，卡脖子的，捏蛋子的，咬指头的，揪耳朵的，抠眼睛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什么法子都使出来了。一个小兵打不过一个大兵，小兵悄悄抓起一把沙子，说：“大哥，论起来咱俩还沾亲呢，俺堂哥的媳妇是您的妹子，你别用枪托子擂我好不好？”大兵说：“算了，饶了你吧，我还到你家喝过一次酒，你家那把锡酒壶做的有机巧，那叫鸳鸯壶。”小兵突然扬起手，把沙子打在大兵脸上。大兵眼被迷住了，小兵偷偷地转到大兵脑后，一手榴弹就把大兵的脑袋砸得葫芦大开瓢。

    那天的景儿太多了，长十只眼也看不过来，生十张嘴也说不过来。戴铁帽子的一拨跟着一拨往上冲，死人叠成了墙，还是冲不过去。后来又弄来了喷火机，一喷一溜火，把沙梁都烧成了玻璃。飞艇又来了，往下扔大饼、肉包子，还扔花花绿绿的钞票。折腾到黑天落日头，双方都累了，就坐下歇息。歇息了一会，接着打，打得天地都红了，冻土都化了，死野兔子一片一片的，都是给活活吓死的。

    这一夜四面八方都放枪放炮，照明弹一群群的往天上飞，照得眼都睁不开。

    天亮时，一群群的铁帽子兵举手投了降。

    一九四八年元旦早晨，我们一家五口，还有我的羊，小心翼冀地越过冰封的蛟龙河，爬上了蚊龙河大堤，我和沙枣花帮着大姐才把那辆木轮车拉上堤。我们站在堤上，望着河里被炮弹炸得破破烂烂的的冰面，看着从大窟窿里涌上来的河水，听着冰块坼裂的嘎叭声，庆幸没掉到河水里去。太阳照耀着河北的大战场，那里硝烟未散，喊话声、欢呼声、零星的枪声使荒原生机蓬勃。一片片的铁帽子，宛若毒蘑菇。我想起了大哑和二哑，他们兄弟俩被母亲放在一个炮弹坑里，上边连一点土也没覆盖。回头看看我们的村庄吧，我们的村庄并没成为废墟——这真是奇迹——教堂还立着，风磨房还立着，司马库家那一片瓦房倒了一半。最重要的是，我们家的房子还立着，只是在正屋房脊上，被一发臭炮弹砸了一个大窟窿。我们进入家院，互相打量着，像陌生人一样。打量了一阵子，便搂抱在一起，在母亲的领导下，放声恸哭。

    突然响起来的司马粮的珍贵的哭声把我们的哭声止住了。我们看到了，他像野狸子一样蹲在杏树上，身上披着一张小狗皮。母亲对着他伸出了手。那家伙从树上蹦下来，像一股黑烟，射进了母亲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