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我从学校里抓出来。

    街上已经站满了人，分明是专门等候看我。两个满头黄土的民兵立即走上来，用绳子捆住了我。绳子很长，在我身上缠绕了十几圈后，还余着很长的一段，那个肩着枪的民兵像牵牲口一样牵我走。后边那个民兵用大枪筒子顶着我的屁股。街上的人眼珠子直呆呆地看着我。从大街的另一头，拖拖沓沓拥来一群人。

    我很快就看清了，被绑成一串的是我的母亲、大姐、司马粮、沙枣花。上官玉女和鲁胜利没被捆绑，她们顽强地往母亲身上扑，但每次都被膀大腰圆的民兵推到一边去。在区政府——福生堂——大门口，我与家人汇合。我望着她们，她们也望着我。我感到已经无话可说，她们的感觉肯定跟我一样。

    我们在民兵的押解下，穿过重重深院，一直走到尽头，他们把我们关进最南边的一栋房子里，向南的窗户已被捣毁，断棂残纸，一个不规则的大洞，好像要故意向外边展示屋里的情景。我看到缩在墙角的司马亭，他满脸青紫，门牙显然是被打掉了。他悲凉地望着我们。窗外是最后一重小院和高高的围墙。围墙被拆除了一段，好像是特意开出的一个方便门。墙外，几个武装民兵来来回回地走动着，从庄稼地里吹来的南风翻揭着他们的衣襟。东南和西南墙角的炮楼上，传下来民兵们拉动枪栓的声音。

    当天晚上，区干部在房子里挂上了四盏汽灯，摆上了一张桌子，六把椅子，还搬来了一些皮鞭、棍棒、藤条、铁索、麻绳、水捅、扫帚，还抬来了一张用粗大木料做成、上面沾满了猪血的杀猪床子，还有捅猪的长刀、剥皮的短刀、挂肉的铁钩子、接血的水桶。好像他们要把这房子变成屠场。

    杨公安员在一群民兵的簇拥下进入房间，他的塑料腿嘎嘎吱吱响着。他的肥胖的腮帮子沉甸甸地下垂着。他的胳肢窝里长满了肥肉，使双臂永远地撑出去，好像挂在脖子上的牛锁头。他坐在桌子后边，慢条斯理地进行着审讯前的准备工作。他从屁股后边拽出烧蓝磨尽的盒子炮，拉栓上膛，摆在桌子上；从一个民兵手里要过喊话使用的铁皮喇叭筒，放在盒子炮旁边；从腰里解下烟包和烟锅，放在铁皮喇叭筒旁边；最后，他一弯腰摘下了那条塑料腿，连同鞋袜，放在桌子的角上。这半条腿在汽灯的白光照耀下。呈现出令人恐怖的肉红色。它的顶端，散乱着几根皮带子。从腿肚子到脚脖子，光溜溜的，腿肚子上有一些黑色的划痕。脚脖子往下，是一只破袜子和一只破皮鞋。它蹲在桌上，像杨公安员的一个忠心耿耿的护卫。

    其余的区干部分坐在杨公安员两边，一本正经地掏出纸笔准备记录。民兵们把大枪竖在墙角上，都挽起袖子，拿起皮鞭棍棒之类，像公堂衙役一样分列成两队，嘴里发出呜呜的呼啸。

    自投罗网的鲁胜利抱着母亲的腿哭起来。八姐长长的睫毛上挑着泪珠，嘴角上却挂着迷人的微笑。无论在何等艰难困窘的情况下，八姐都是迷人的。我为童年时霸占母乳的行为深感后悔。母亲板着脸，望着雪亮的汽灯。

    杨公安员装上一锅烟，捏起一根白头火柴，在粗糙的桌面一擦，“哧啦”一声响，火头燃起，他叼着烟袋，嘴唇“吧唧吧唧”响着。吸着了烟，他扔了火柴梗儿，用拇指压压烟锅里的火头，“滋滋”地吸了几口，两股白烟，从他的鼻孔里钻出。

    他把烟锅里的残灰，放在板凳腿上磕掉。他放下烟袋，拿起铁皮话筒，罩在嘴上，让铁皮喇叭的大口对着窗户上的大洞，好像窗户外边站着无数的听众，而他要对他们演讲。他用粗大的嗓门说：“上官鲁氏、上官来弟、上官金童、司马粮、沙枣花，知道为什么把你们抓来吗？！”

    我们的目光都在寻找母亲的脸，母亲的脸对着汽灯。她的脸肿胀得透明。

    她的嘴唇动了几下，但没说什么。她只是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