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满足高密东北乡老百姓的强烈要求，公审司马库的大会就在他与巴比特第一次露天放电影的地方召开。那里原本是他家的打谷场，场上还留着一个几乎颓平的土台子，这是鲁立人领导着群众闹土改时的遗迹。为了迎接司马库的到来，区干部带着背枪的民兵挑灯夜战，挖动了数百个土方，把土台子筑得与蛟龙河大堤同样高，台前和台侧挖出了一条深沟，沟里渗满了漂着油花子的绿水。区干部还从区长特支费里报销了一笔相当于一千斤小米的巨款，去三十里外的窝铺大集，买来了两马车篾条细密，颜色金黄的苇席，在土台子上扎起了大席棚，棚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纸块，纸块上写着时而咬牙切齿时而兴高采烈的话语。剩余的苇席，铺在了土台的表面，并沿着台边的陡峭土壁，像黄金瀑布一样悬挂下来。区长陪伴着县长视察了公审大会的场地，他们站在戏楼一样的台子上，踩着油滑舒适的席地，望见了蛟龙河中滚滚东去的灰蓝色波浪，从河里扑上来的冷风灌满了他们的衣服，使他们的裤腿和衣袖像一节节肥大的猪肠。县长揉揉通红的鼻尖，大声地问站在他侧后的区长：“这是谁的杰作？”

    区长搞不清县长的话是嘲讽呢还是夸奖，便含含糊糊地说：“我参与了设计，但主要由他带人搞的。”他指了指那位站在自己侧后方的区委宣传干事。

    县长瞟了一眼满面喜色的宣传干事，点了点头，用很低的、但让身后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声音说：“这哪像召开公审大会，简直是要搞登基大典！”

    这时，杨公安员歪斜着身体走上来，用很不标准的动作向县长敬礼。县长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杨公安员，说：“为了你设计擒获司马库，县里已经决定给你记一大功；但因为你在实施计谋时伤害了上官家的人，还要给你记一大过。”

    “只要能把司马库这个杀人魔王擒获归案，”杨公安员激昂地说，“别说给我记一大过，就是把我这条好腿砍掉都成！”

    公审大会定于腊月初八日上午召开，好看热闹的百姓后半夜时便从四乡八疃披着寒星戴着冷月往土台前汇聚。黎明时分，台前空地上已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蛟龙河大堤上也排开了人的栅栏。羞怯的红日初出，照耀着人们结满霜花的眉毛和胡须，人嘴里冒着粉红色的白雾。人们忘了这是个喝腊八粥的早晨，但我家没忘。母亲用伪装的热情试图感染我们，但由于司马粮的哭泣我们情绪低落。八姐像个小大人，摸索着，用一块从荒滩上捡来的罕见的海绵，擦拭着司马粮泉水一样的眼泪。他的哭是无声的，但无声胜过有声。大姐跟在忙忙碌碌的母亲身后，一遍又一遍地问：“娘，他死了，我是不是要殉节？”

    母亲训斥她：“疯话，即便是明媒正嫁的，也用不着殉节。”

    大姐问到第十二遍时，母亲忍无可忍地、用尖刻的态度说：“来弟，还要脸不要？你跟他，不过是妹夫偷了一次大姨子，见不得人的事！”

    大姐愣住了，说：“娘，你变了。”

    母亲说：“我变了，也没变。这十几年里，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的死，一茬茬的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我要看到我的后代儿孙浮上水来那一天，你们都要给我争气！”

    她用含着泪水、但也喷射着火焰的眼睛扫了我们一遍。最后，她把目光定在我脸上，好像我身上寄托着她最大的希望。我感到极度的惶恐和不安，除了能较快地背诵课文和较正确地演唱妇女解放歌，我几乎再也没有什么优点，我爱哭、胆小、懦弱，像一只被阉割过的绵羊。

    母亲说：“都收拾收拾，去送送这个人吧，他是混蛋，也是条好汉。这样的人，从前的岁月里，隔上十年八年就会出一个，今后，怕是要绝种了。”

    我们一家站在河堤上，周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