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扛着我来到了初夏的打谷场上，我们村成为屠宰专业村后，土地基本上荒芜；面对着屠宰行当中因为注水等等违法行为带来的暴利，只有傻瓜才去种地。土地荒芜之后，打谷场就成了肉牛的交易场。镇政府里那些干部曾经试图在镇政府前建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借以收取管理费，但人们根本就不听他们那一套。镇干部带领联防队员来强行取缔我们村的肉牛交易场，与手持屠刀的屠户们发生了争执，最后动了武，差点出了人命。四个屠户被拘留。屠户妻子们自发地组成了一支上访队伍，有的披着牛皮，有的披着猪皮，还有的披着羊皮，到县政府门前去静坐示威，并且扬出狂言，说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她们就要上省，省里解决不了，就打火车票进京。如果让这样一群披着兽皮的女人出现在长安大道上，后果不堪设想。谁也不能把这群滚刀肉般的女人们怎么样，但县长的乌纱帽十有八九要被摘掉。最终的结果是女人们得到了胜利，屠户们被无罪放出，镇干部的发财梦破灭，我们村的打谷场上照样六畜兴旺，据说镇长还被县长痛骂了一顿。

    早有七八个牛贩子蹲在打谷场边抽着烟等待屠户，牛们站在一边，不紧不慢地反刍着，不知死之将至。牛贩子大多是西县人，讲起话来撇腔拿调，好像一群小品演员。他们大约每隔十天左右来一次，每人每次牵来两头牛，最多不超过三头。他们一般都是乘坐那列特慢的客货混编列车来，人和牛一个车厢，下车时约在傍晚，到达我们村子时正是半夜。那个火车小站距我们村不过十几里路，即便是悠闲散步，这点路也用不了两个小时，可这些牛贩子从火车站走到我们村却要用八个小时。他们拉着那些让摇摇晃晃的列车弄得头晕眼花的牛，从车站的出站口硬挤出来。身穿蓝制服、头戴大檐帽的检票员仔细地查看着他们和牛的车票，查验无误后才将他们放行。他们的牛挤出铁栏杆时，最喜欢蹿一泡稀屎，喷溅到检票员的大腿上，仿佛是戏弄她们，好像是嘲笑她们，也可能是报复她们。如果是春天，跟他们同时下车同时出站的还有一些赊小鸡赊小鸭的西县人，他们用一根宽而且长、光滑无比弹性良好的大扁担挑着用苇子和竹片编制成的鸡笼或是鸭笼，仄着身体走出车站，然后快步如飞地将牛贩子们抛到身后。他们头戴着宽边大草帽，肩披着蓝色的大披布，步伐轻快，仪态潇洒，与那些衣冠不整、浑身牛粪、精神萎缩的牛贩子形成鲜明对照。牛贩子们光着头，敞着怀，都戴着那种当时非常流行的、镜片上涂了一层水银的贼光眼镜，迎着火红的夕阳，迈着八字步，走一步晃一晃，仿佛刚刚上岸的海员，行走在通往我们村子的乡间土路上。走到那条历史悠久的运河边时，他们就将牛牵到河底，让它们喝上一饱。如果天气不是冷得难以忍受，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牛洗刷一番，让它们毛眼新鲜，神清气爽，好像崭新的嫁娘。洗完了牛他们就洗自己，他们仰躺在河底的细沙上，让清清的流水从肚皮上缓缓流过。如果有年轻女人从河边路过，他们就会像发情的公狗一样汪汪乱叫。他们在水里闹腾够了，爬上岸，让牛在河边吃夜草，他们围坐在一起，喝酒，吃肉，啃干巴火烧。一直吃喝到满天星斗时才牵着牛醉醺醺地往我们村子里磨蹭。牛贩子们为什么非要挨靠到半夜三更进村子，是一个属于他们的秘密。少年时代的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我的父母和村子里那些白了胡子的老人，他们总是瞪着眼看着我，好像我问他们的问题深奥得无法回答或者简单得不需回答。他们牵着牛走到村头时，全村的狗就像接了统一的命令似的，齐声狂叫。村子里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从睡梦中醒来，知道牛贩子进村了。在我童年的回忆里，牛贩子都是一些神秘莫测的人物，这种神秘感的产生，与他们的夜半进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从来都认为他们的夜半进村富含深意，但大人们总是不以为然。我记得在一些明月朗照之夜里，村子里的狗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