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坐在一张矮木凳上，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凳面有个小方块，嵌镶着四块瓷砖，中心是朵红花。这样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他熟练地裹烟。堂屋里光线黯淡，但他不需看见。他眉毛不黑，但很长，脸上骨骼突出，眼神发亮，视力却差到极点，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很少笑，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也从未见他掉过泪。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一定堆积了无数人生经历。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

    我放学回家，见房门紧闩，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

    “是你妈回来了，”父亲说，极浓的浙江口音。“饿了没有？”他掉过头来问。

    我说，“没有。”

    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

    父亲说，“饿了的话，先吃点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我说。听着房门里洗澡声，我突然不安起来。

    母亲一直在外面做零时工，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四人抬的氧气瓶，过跳板时只能二人扛过去。她抢着做这事，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被救上岸，第一句话就说，“我还能抬。”

    她不是想做模范，而是怕失去工作，零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母亲赶去了。那时还没我，正是大饥荒开始时，母亲饿得瘦骨嶙嶙。耐火砖又厚又重，担子两头各四块，从江边挑到山上，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一天干下来，工钱不到二元。另外二个女工，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又累又饿，再也迈不开步，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被人看见告发了，当即被开除。

    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失去了打零时工的证明，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

    那个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对母亲说：有个运输班班，都是些管制分子，你怕不怕？母亲赶紧说不怕。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群众监管”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没人肯去干的活，才轮到这批人去干。

    母亲随整个运输班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下体力活，汗流夹背，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迈着一样的步子，抬筑地基的条石，修船的大钢板。她又一次落到江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人工呼吸急救，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

    做了十多年苦力后，心脏病，贫血转高血压，风湿关节炎，腰伤，一身都是玻在我上初中时，才换了工种，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算是轻活，烧全天。半夜里把煤火封好，凌晨四点把火启开，通煤灰，添新煤旺炉火，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

    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周末才回家。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睡。哪怕我讨好她，给她端去洗脸水，她也没好声好气。

    卷起她的衣服擦背，她左右肩膀抬扛子生起肉疱，象骆驼背，两头高，中间低，正好稳当放杠子。擦到正面，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等不到我重新拧一把毛巾，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她的右手垂落在床当头，双腿不雅观地张开。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跟猪一样，还流口水。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厌恶得把脸掉转到一边去。

    母亲在外工作，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到晚上天黑，他眼睛看不到，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我生下后由父亲把我带大。

    星期六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全家肉票加起来，割半斤肉。做成香喷喷的一碗，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母亲还不领情，挥挥筷子，绕过肉不吃。父亲有次火了，拍桌子，搁了碗筷。他们二人你来我去，然后把我们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