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世纪前在这座山城被唱得烂熟俗气的歌，有三十年之久是绝对黄色的禁歌，直到这一二年才从革命歌曲的重围中又冒了出来，带着古怪的诱惑味，以前听，多少能使心绪改变些，但这个下午一两点钟，却让我更加焦灼不安，在阁楼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长这么大，我是头一回如此牵挂着母亲，于是我关掉音乐，下了楼。

    母亲不在屋子里。奇怪，她上哪儿了呢？

    父亲正蹲在院外空坝上，满手黑糊糊，捏打着煤渣饼团。

    父亲若不是特别需要，谁去主动打帮手，他会不高兴。母亲相反，她经常故意不叫，考验我们做儿女的，谁最勤快，谁最与她贴心。

    院里院外都没母亲的影，找不到她，我回到堂屋，在门槛前楞着，有人在我身后叫：“六六。”

    我顺声回头，是大姐，她手扶我家的门。

    我早上遇到的老太太说的事是真的，大姐真是回重庆来了。我这么一走神，就听见大姐不耐烦地喊：“六六，你耳朵聋了？”

    3

    大姐用水洗过脸，“啷个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边问，边拉开五抽柜抽屉，取出一把断了齿的木梳，又找到四姐用的一个小圆镜。她吹了吹上面的灰，对着小镜子梳一头乱糟糟刚烫过的头发。

    我半年多未看到她，她没大变化，脸圆了一点，身子丰腴了一些，眼珠比以前更灵动跳跃。

    “爸爸不在家吗，我不在家，怎么说没人？”

    “哟，说不得了，”大姐脸上有了笑容说，“么妹，你书比我读得多。”

    我忘了母亲不愿拿给我看她的信。我的心思不在上面。“我没一样事顺心，”大姐说着，接下来她必定又是她那套离婚经，该怎么办？

    我赶紧接过她的话，说：我知道你早就回来了，何必搞得怪里怪气的？

    她笑着说，她就是不先回这个家。她到以前一起下乡的朋友家去串门，就是要让母亲晓得了不舒服。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哦，妈呢？啷个不见她？”

    她的问题正是我的问题。我说中午母亲还在，后来我下楼母亲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大姐酸溜溜地说，不管妈，妈准是过河去城中心看二姐，妈心疼二姐，心里没有我们这几个儿女。二姐运气比我们哪个都好，读的师范，1969年上山下乡，师范学校的学生可以不去，免了受当知青的罪。分配时二个有门路的人互斗，僵持不下，让她这种本应分到乡村小学的人拾了个便宜，分到城中心的小学，摇身一变成了城中心人。生了个儿子，又生个儿子，丈夫对她也好。

    “饿死了！饿死了！”大姐象带股气似地叫，翻锅碗，打开碗柜，发现两个肉包，一手一个，吃将起来。“好吃，真好吃”。她不到一分钟就吃完，用手帕擦手。

    “么妹，”大姐突然改了称呼。“你啷个脸色死人一张，难看得很？”昏黄的灯光下每张脸都一个颜色。毕竟是我大姐，许久不见，照样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我一个人把包子吃了，我以为是剩的呢。”

    “你真会说话，肉包子会剩？”我说完这话就一声不吭了。父亲和我舍不得吃，母亲和我还为这包子吵了一架。大姐在家里虽排行老大，却象最校母亲说她比家里哪个孩子都会来事，发“人来疯”，一点不懂事。

    大姐可能是对的，母亲到二姐那儿去了。二姐性格温柔，做家里事做教师都细心认真，对母亲算得上孝顺，即使和母亲扯皮，也是气在心头，不会象我们这三个姐妹那么顶嘴对吵。二姐已经不住在家里，她不时过来看父母，母亲有时也过江去看她。今天，母亲不留在家里，就是有意冷淡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朝大姐声音很高地喊道。本来这句话是准备对母亲嚷出来的。“妈妈都忘了，她从来都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