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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似乎挺得意洋洋:流氓头子也是好汉,我们的父亲却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我大吃一惊,对大姐不光彩的虚荣,很不以为然。

    跟所有人一样,我一上小学就得填无穷的表格,在籍贯一栏,填上父亲的家乡:浙江天台县。那是我眼前的长江,流过了千里万里,将到达大海的地方。我从未去过,也听不懂那里的话。

    父亲的生日是六。一儿童节,我从小就记得。父亲说话有很重的浙江口音,一说快,没人能听得懂。他讲得稍慢一点,我能半懂半猜,就给人当翻译。如果我讨厌这个人,就故意翻错。父亲白我一眼,忙不迭地给人解释说,他小女儿不懂,说错了,请原谅。

    冬天既潮湿又寒冷,家里没有燃料烤火取暖,有支气管炎哮喘病的父亲就容易发病,只能靠药物支撑。严重时,也不肯去医院住院。本来就瘦,一生病就瘦成一束枯枝。他个子本来不高,这时,就更缩了一截。他总是一个劲地捱,否认自己生玻发高烧时唯一的症状是一股劲念叨:“回家。”

    “让他回浙江!”家里姐姐哥哥异口同声说。

    “不行的,”母亲反对,“他哪是要回去?他要去死在那儿。”

    父亲和四川大部分下江人一样,由于抗战才来到重庆。十五岁时到县城跟人当学徒,先是倒屎倒尿,端茶递水,后来背弓弹棉花。他心灵手巧,帮师傅拉线铺棉絮,很快就学会了弹棉被整套手艺。1938年,他二十一岁那年国民党在天台县抽壮叮乡里的保甲长收了贿,将别人的名字改成父亲的,他只得辞别家人,跟着部队到了重庆。部队就住扎在南岸山上,他在通讯排,挂防空袭讯号。

    1943年春天,正是母亲从家乡忠县逃婚前往重庆的日子,父亲所在的部队开拔另一城市守防。路上,父亲肚子痛绞得厉害,躲进树丛解决问题。等他钻出树丛,部队已成小芝麻点在另一架山的道上,举着火把赶夜路。他当机立断,朝相反方向走。准确地说,父亲是一名国民党的逃兵。逃兵是要被国民党枪毙的,但解放后共产党也不喜欢他这段历史。当时,幸好无人注意,或许以为他生急病死在行军路上。战乱之年,谁去调查一个士兵的真死假活?他回到重庆,在招商局的船舶队当了一名水手。

    按照大姐的说法,父亲一生之中真正有胆有识的唯一一件事,是1947年那个春天与母亲的结合。为了与我的父亲相遇,母亲需再次出走,得再次逃离自己的家,才能完成她遇见父亲的弯曲的路径。这四年中,父亲已在这个仍然是陌生,却强要他留一辈子的城市做水手,他得等候一个自甘落难的四川女子,这是命定的。

    大姐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夜使两江三岸变得美丽了一些,一轮淡淡的月亮升起在天空。行驶的船打着一束束白光,撤在江水波浪的一片黑色上,那山上江里的小灯,象一只只温柔的眼睛,忽近忽远地闪烁。山坡上有人在吹口琴,被风一阵阵带来,我第一次觉得口琴声是这么好听。

    大姐嘲讽地笑了:“我妈也真傻里巴几的,争啥硬气,非要走,那个倔犟劲,倒真是象我。我生父,那个混帐男人,”大姐说了下去,“那混帐男人不仅常常通夜不归,后来就带了摩登女人回家。母亲独自垂泪,他看见母亲哭,就动手打,一边打一边还骂:养不出个儿子的女人,还有脸!我早晚得娶个校”母亲受不了,一气之下一手抱女儿,一手拎包袱,就逃回了家乡忠县。家乡呆不住,按照家乡祠堂规距,已婚私自离家的女人要沉潭。母亲在家里躲了三天就返回了重庆。那男人登报找,还布置手下弟兄找,没有下落。

    5

    父亲在嘉陵江边,一片吊脚楼前的石阶上,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刚生下只有几个月的婴儿,在洗一大堆男人衣服。那些都是男船员们浸满汗臭的衣服袜子。她洗衣服动作麻利,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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