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他能走入我心中，就能保护我。我对着寺庙里的菩萨划十字，对着十字架双手合十，常被人笑话。有人指责我亵渎神明，我却不认为有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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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音机报道，长江二十六年来最大一次洪峰，正从长江上中游涌向下游。我记得1980年9月还有一件事，是与这则消息在同一天宣布，婚姻法修改草案规定：法定结婚年龄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但党提倡晚婚，男女年龄相加应到五十岁。按法定年龄结婚，不会上法庭，自有主管单位惩罚你。

    可能天生营养不足，发育迟缓，我十八岁这年，别人还叫我“小姑娘”，我自己也并不觉得是个成人，虽然再过二年就到了法定结婚年龄。这个让不少人高兴的“重申婚姻法”，与我毫不沾边，男女之事，好象还离我太远。

    每份报纸，只有四版，油墨与纸张的劣质，手指总弄得很脏。在石桥广场这样的不算小的街上，总会有木框或玻璃架将当日的报纸——人民日报、重庆日报、光明日报挂出来。玻璃框很少，因为有人砸，不是偷报纸，而是砸着好玩，跟砸路灯一样，晚上大多地方黑压压一片，只有野猫溪的几条街可见到路灯，说明这带的无赖年少嫌疑最大，手还留自家情。就算每个街灯都能点着，南岸的大多巷子本来就没有路灯，落定在黑暗里，与亮亮堂堂的城中心也不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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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老师对报纸的关注，超过对身边发生的事。他说，上海的亭子间，巴黎的阁楼，不知出了多少作家画家，一个人的艰苦就是这个人的财富。他说，一个人再强，你也强不过这个世界，你也占不尽世上所有的荣华。他还说，瀑布一直在那里，无人知悉，直到河流把它显示出来。

    我喜欢他这样对我说话，我觉得这些话非常深刻，太值得我钦佩了。这些字词，一定是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才运用，他说这种话和上课时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不由自主想，他开始把我当作朋友，认为我可以懂得他的语言。

    我对报纸兴趣增浓，这就是一个观望身外世界的窗口，我连边角小块文章也不滑过。报尾，常刊登一些大型文学月刊的栏目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文学杂志《当代》三期的广告——报告文学《冬天的童话》。作者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克坚持“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的立场，在文革中被枪毙。他妹妹写了他和她自己在那些年的不幸遭遇。

    读到广告，我就从他那儿找来杂志看。边读边抄好些段落在日记上，很感动。还杂志时，我想和他谈谈，刚说到遇罗克1970年被枪毙时，才二十七岁，他突然叫我别再说下去，他的口气非常粗暴，好象这事与他有关似的。

    这出乎我意料外的举动，叫我大惑不解。当我与他把话题扯到别的事上时，他才变得正常了，不过极其冷淡。

    那天下午放学后，从他办公室出来，我在学校围墙边的石头上闷坐了许久。除了我，我想没有哪个女学生会去找他说功课以外的事？论相貌教书，他不比其他的男老师好，有什么了不起？不就因为他知道我对他的感觉特殊，他就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对待我。我气愤又伤心，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我不必看重他，更不必理睬他。

    晚自习的铃响了。是他的辅导课。

    学生温习功课，有问题就向老师提出。有时，老师会针对某一普遍性问题，重新讲解。他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总坐在讲台上，看谁举手就到谁的桌前。他还喜欢坐在最后排，手里拿的不是讲义课本，而是报纸。他经常弄些摸拟试题，发下来，让学生做。

    那晚答考题，时间比背书过得快，两个小时的时间即刻就完了。趁着人多，我溜出教室，走在小路上，他竟赶了上来。

    “你走那么快干什么？”他问。

    “怕鬼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