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分子”。罢工的青年们逮住了领导收贿的实证。文革后期惯用高压手段的领导，见到自己的尾巴被揪住，只能采劝和平解决”。罢工总算有了结果：青年装卸队全体人员，重新分配。三哥分配到长江上游通航的头一站趸船当水手，这是父亲曾径下放走船的航线。他明白自己受到了处罚。三哥咬着牙在那儿一干就是六年，凭着他自己四处贴寻人对调单位的手写张贴，在1980年年初，二十九岁时才回到了重庆，在一个水运队趸船当水手。

    最早插队的大姐，曾远行它乡的三哥，挑砖瓦的四姐，都有理由认为不必与父母多打交道，父母帮不了他们，反倒使他们倍受欺压。虽然母亲送他们下乡当知青时，都愁肠寸断地流泪。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我们因年龄的逐步增长也都明白这样的处境：怎么闯也闯不出好前途。父母是什么命，子女也是什么命。

    3

    四川麻辣火锅，本是全国闻名，经过清苦的六七十年代，火锅又重新给重庆添了骄傲的色香味：千变万化，只要是能吃的都可用于火锅，不分炎热的夏天，还是细雨纷扬绵绵不尽的春天，不管寒冬，还是秋晨，任何时候，包括夜里3点钟，任何场合，包括小巷子里阴森的小店，或堂堂气派的大餐馆。

    院子里人在摆龙门阵时说，街上馆子里的火锅，看看不得了，吃起来绝对不如以前纯粹的辣辣麻麻。

    这话有道理，那时，蔬菜，豆腐，血旺，就可以使一个没有新衣爆竹鸡鸭鱼的年过得难以忘记。

    很冷的天，忘了是哪一年的除夕之夜，穿两层袜子也冷得直跺脚。大姐从巫山农村回来，一家人围着小铁炉子在屋里。吃的是白水萝卜青菜火锅，有点肉，早被捞尽，星星点点的油飘浮在滚烫的锅里。

    父亲说，菜没了，让四妹去洗菠菜来烫。

    四姐说，让六六去。

    母亲同意，叫我去。她让我洗菜时不要多用水，却要专心。我答应着，拿了理好的菠菜去天井，在大厨房掏洗。

    大姐烫了一筷子由我淘洗好的菠菜，吃在嘴里，即刻吐在碗里，连声叫有沙。

    三哥站起来说，“去，重洗。”

    大姐问：“你是不是说话了？”

    我摇摇头。

    “肯定说了，”四姐嘴里有菜，含含糊糊地说：“她经常一个人对墙壁说话。”

    母亲说：“难怪你洗的菠菜不干净。”

    我一时未回过神来，他们一齐大笑起来。我反应过来，说，“我真的没说话，连跟自己也没说话。”他们笑得更厉害了。

    我火了，把刚端在手里的饭碗往地上一搁，对母亲说，“我不吃饭了。”

    母亲说不吃就不吃，你让出地方来，让姐姐哥哥坐宽点。

    我站了起来，走出房间。

    “人这么小，脾气倒还不校”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堂屋里没灯，没有一个人跟来。我出了院门，穿得少，外面冷极。院门外路灯被人用皮弓弹灭了，黑压压一片。对面朝天门码头的港口客运站大楼上的大标语在闪烁，似乎听得见隔岸稀疏的鞭炮声。我一路往公共厕所去，那个地方可避风寒，这个除夕夜不会有人。我小心翼翼走进满地是屎尿的厕所里，两只脚踩在两处干净一些门背后地上。尽量少吸气，避开一点浓重的臭熏熏的厕所气味。我就站在那里，浑身哆嗦，脑子十分清醒，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站下去。

    到天亮，家里人才找到我，他们找了一夜，上上下下几条街。谁也没想到我会在厕所里，是大姐尿急了，上厕所才发现了我。

    我以为母亲这时会对走进屋子里的我，说两句软软的话，她用眼睛瞟了瞟我冻得发青的脸和嘴唇，自顾自地脱了鞋子就上床了。大姐嘻笑着对母亲说，看来得对么妹好点，不要看她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