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

    大姐用筷子敲着只剩少许汤和肉的碗，不高兴地质问对母亲：“这是猪肚，妈，你肯定把我的胎盘扔了？”

    母亲没吭声。

    大姐气愤地嚷起来：“汤象是一样的白，滋味也差不多，但我清楚得很，这不是胎盘！”她就知道母亲不肯炖给她吃。母亲不相信吃胎盘，说野蛮得很。母亲虽然没文化，但她有她的原则，人不能吃人身上的东西。

    5

    但是母亲相信巫医，她认为巫医就是比西医强。我十三岁，挑河沙时，眼花踩空了步子，带着罗筐从石阶跌下去，把左臂拐肘扭了筋，肿得动不得。

    痛到半夜里，母亲把我悄悄弄到水沟后面的一条街，神情慌张地敲开一扇门。那门和窗都小得出奇，一个手里夹着香烟的女人坐在黑洞洞的屋中央。我们进去后，才点了盏煤油灯，灯芯只一丁点，放在屋角单脚柜上。看不见她的脸，仅看得见她夹着香烟的手，她没抽，只是拿在手中。她说你们不请就进屋来就不对头，你们根本付不起钱。

    母亲问多少？

    她扔了快燃尽的烟头，用手比了个数。

    母亲二话未说，就点了头。

    她站起身来，让我坐到床边。她用一种香味奇特的药膏涂了手，在我左臂上缓缓地摩娑了几遍，嘴里不知叨念着什么。然后她点起一柱长长的香，细细地烧炙我的拐肘，象有股滚烫的电流传遍我的全身。

    “行了，回家去吧！”她气喘嘘嘘坐下。

    我跳下床，手活灵活甩，没事一样。母亲给她钱，她坚决不收，母亲不明白了。

    她说她就要母亲那副爽快劲，她知道我们没钱。但她不许我们说出去，“你们没见过我，听到了吗？”她恶狠狠地说。

    就是那一年冬天，血从我的身体里流出来。我躲在布帘后，不知怎么办。四姐憋了许久的尿，觉得奇怪，才发现我在尿罐上簌簌发抖。她把卫生纸递给我，让我垫在内裤里。每年的冬天，遇到来例假的一周，我的神经就紧张，血流得太多，我怎么诅咒都不肯减少一点，上着课，就往家里飞奔，内裤、绒线裤，包括罩在最外面的长裤都被打湿了，既丢脸又不舒服，回到家里，没多的绒线裤，穿条单裤，守在灶坑前，烤洗了的绒线裤，等着干了再穿，心里念叨老师恐怕又要处罚我了。

    我的右手心上有颗黑痣，算命先生一看见这只手，表情就不自然，只说“阻切中脉，多纹交叉”一句，就不再多言。我的肚脐右上方有个小时开刀留下的伤疤，象一只睁着的眼睛，总在看着我，每次脱衣服洗澡，我的手在这个地方就划着大大小小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