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离家多年，当我决定走得更远的时候，在1989年年初我回了一次家。

    快到六号院子门口时，我才有点忐忑不安，不知家里人会怎样对我。父亲坐在堂屋家门口一小炉子边，他把几层外套重叠着穿，缩着腰，怕冷似地双手插在袖子里，正对着院大门。眼睛已完全看不见了，但能感觉是我，能听出是我的声音在叫他爸爸，他笑了。

    母亲从屋里走出，手里的一节藕掉在地上，她变得很老，背更驼了。她说，“你回来做啥子，你还记得这个家呀？”话很不中听，但她看着我的神情告诉我，对我的回家她又惊又喜。

    我把随身带的帆布小旅行箱放下，目光四下望着。这儿的一切，包括父母，与我想象的一样，只不过更为朽败，毫无新奇之处，也没有亲切的感觉。而我回来也不过是瞅上一眼，对自己曾径那么多年在这地方生活作个交待，有几分是为了看父母呢？

    最多后天，说不定明天，我就走。

    吃过晚饭，天就完全黑了。在屋子里，不管怎么弯着头，也看不到一点窗外掉尽叶子光秃秃的黄桷树。我脱了衣服上床，母亲在给五屉柜上的一尊佛规规距距作揖，嘴里轻轻念叨着什么。那是个和喝水杯子差不多大的瓷人，瓷人的面前放着一个小香炉。母亲信佛更为虔诚，已把佛请到家里来。

    母亲上床后，与我的身子挨得极近，我很不习惯往里面挪了挪，她扯过她的棉被给自己盖上。架子床靠墙一边横搁了一个窄窄的木板，上面放了夏天衣服，和一个个用布包起来的小包袱。弄得一张床不伦不类的，而且稍不注意，一抬头，就会撞上。我忍不住说，“床下有箱子，还有五屉柜，都装不下了？”

    “这你就不晓得了，把东西包起来，随时就可以走，”母亲说。

    还不等我问她走哪儿，她就说，她准备好了，一失火，就可以拎走，先牵走我父亲，再拎包。

    呼吸着母亲的气息，我想，她不过才六十二岁的人，脑子却真是老了。

    我眼皮开始打架，粘在一起。奇怪，我在外每夜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一回到家，不必服药，脑子马上昏昏沉沉。

    母亲关了灯，她说这个月退休工资没领成，几家造船厂都发不起工人工资，退休工人连领一半退休金也不行。大冷天她去了好几次都白跑，有几百退休老年人在公司大门口静坐。她怕冷，怕心脏犯病，没有去。公司若再不发退休工资，他们说要到朝天门港口去静坐。“那么冷，都是上了年龄的人，活不了几天，朝死里奔。”黑暗中，母亲自言自语：“我现在就是去一趟石桥广场买菜，人就累得不行。”

    这几句我听清楚了，我对母亲说：“我要睡着了，明天我给你钱就是了。”

    母亲想说什么，果真停了嘴。她那么说，不过是提醒我应当养家一种方式罢了。

    母亲也不问我的情况，在外边干些什么，她依然不把我当一回事。不过她问，我能说什么呢？假如我告诉她，她的第六个女儿靠写诗写小说谋生，她一定不会相信也不明白。我已经二十六岁，往二十七岁靠了，她也没有问一问我有没有谈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也可能她明白，我这种女儿的生活方式，还是不问为好，省了焦心。

    2

    第二天我醒来，就闻见烧香敬佛的大众牌卫生香，气味刺鼻。香炉上弯弯曲曲冒着三根白烟。父亲早起来了，摸下楼。面朝我站着，他喘得很厉害，在喝一种颜色很浓的药水。他看不见我，只是感觉到我站在门槛边。

    母亲提着菜篮回来，她把白萝卜，还有几两猪肉，一束葱放在门外靠墙放的竹桌上。我过去帮母亲理葱上的须和黄叶，掏出钱给她。母亲把钱仔细地数了数，还了两张给我。我没推辞，就收下了。我对母亲说，我以后还会寄钱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