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虹影应该说有年头了，我之所以在认识两个字上面打了引号，是因为我们的相识是从通信和电话开始的，真正见面要晚了好几年。

    在认识虹影之前，我只知道她是个诗人，重庆人。对诗人，我向来都是很敬畏的。而且，还是四川的女诗人，那就更加不得了。我知道四川那地方是喜欢出一些很有才气的人的。我还认识另一位四川女诗人，翟永明，漂亮能干不说，写的诗，实在好。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她告诉我她大学是学导弹还是卫星什么的，和写诗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虹影的诗我也看过一些，也很不错。后来，就接触到她在台湾出版的小说。虹影把那书的国内版权给了我，我们出版社就接受出版了，临到出版的时候，虹影提出来要改个名字《十八劫》，我说，这有点像武侠。但她还是坚持。书出了之后，我在上海见到了她的先生赵毅衡。赵先生是英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专家，在伦敦教书，人很文雅，据说他也是老上海，本来想很好交谈的，但是，偏巧那天电话多得不得了，只好匆匆告别。虹影后来告诉我说，赵先生感觉我是一个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其实并不是这样。

    和虹影还没有见面之前，先有一段“官司”闹了起来。事情是虹影把给我们社出的那本书又给了四川文艺出版社，我们社认为这造成了违背合同，告了虹影。可是这件事情我作为当事人根本一点也不知晓，那些日子我在家生病，结果还是华盛顿一家上海话广播电台的记者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说虹影在网上写了文章。我请记者在电话里把文章给我念了一遍，虹影在文章里把我们这些人叫作“绍兴路上的师爷”，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绍兴路是我工作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所在的一条很小很幽雅的马路。我在那条路上行走了二十多年，对这条小马路可以说情有独钟，现在得了个“师爷”的尊称，我感到这个女人厉害。

    后来，这件事情最后和解了。公平地说我并不觉得虹影在这当中有多大的错，我作为当事人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如果，当时的工作能做得更细一点，更周到一点，事情绝对不至于是这么个结果。

    见到虹影已经是很晚了。她到上海来，住在新锦江，给我电话，我去看她。门铃响过，为我开门的虹影那天她穿了件好像是有点明清味道的丝绸大褂，脸边上有一绺很细的头发挂下来，显得既很随意，同时也很人为。我是不大留神女人们的装扮的，但是，那天虹影给我的印象现在一想起来，就是这样。

    虹影也是第一次见我，对我是什么印象我至今也没有向她调查过。大概不大像上海人。我想这是肯定的。我们后来一起去台湾女人开的鹿港小镇吃饭，到新天地去喝茶。上海已经变得什么人都非得这样“时尚”了，我也没有办法。虹影说话的时候喜欢大笑，她讲的话我还是能听得出很重的四川口音。我请了上海电视台为她做一个片子，来的制片人张劲超，妻子也正好在伦敦留学，所以感到大家很近，于是便一起约了去上海瑞金宾馆里的FACE酒吧，那地方完全是旧上海的味道，坐在那里面虹影，我感到很像那么回事。

    中国在海外的女作家当中，有两个人是必须一提的，一个是在美国旧金山的严歌苓，一个就是在英国伦敦的虹影。我感觉，这两位女作家是惟一在海外坚持参加中国当代文学主流创作的作家。两个人都是我交往多年的好友。我为严歌苓编过两部长篇，《人寰》和《扶桑》。虹影这几年写作量很惊人，我是很看重她们两的。

    虹影虽说是诗人出身，但是，小说写得决不亚于职业的小说家。事实上，她近年来一直在写小说，而且为了写小说，从伦敦回到北京，在北京的望京小区买了房子，赵先生当年和我说，她不安心在英国，这是一个把创作当作最大的事情来做的疯狂的女人。

    也许是身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