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把难关度过了，一句话，那是你的国家。而海外作家除了需面临的这些存活问题，还得对异域文化采取毫不敌视的态度，这个人不仅站在边缘的边缘，而且还必须自我乐观。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这点，远离自己的文化，无论是自愿的或是被迫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带摧毁性的，甚至是致命的挫伤。

    托马斯曼字字句句计较德文书的出版，而对其它文版本不在乎，我想，这就好比一个进入暮年的人，行将别世的人，看重一生中唯一有过的一次快乐体验，是一致的。顾城最终未能逃过遗忘和失去读者孤独的追击，在新西兰嘻皮士居于的貌似自由的小岛上，与他构想成童话的自由擦肩而过，他的写作即使到了组诗〖鬼进城〗一种张狂挥洒自如的状态，但这自如的状态不过是他虚拟的文字的气势，甚至借〖英儿〗人为安排一种发泄，他也未进入真正的自由写作。我们只要轻轻地闭上眼睛，就可看到他作品后面不便公开的怨艾，在他的叙述时就被扼杀。他无法自由处置别人的生死，只能自由处置自己的生命。我不得不对自己说：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有那么少数，并且是优秀的作家，最终选择自己结束生命的结局，与其说是绝望，不如说是最后坚持选择权。

    是的，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可归于是我们自已选定的。这么说，道理十足。自由打着漂亮的幌子，教我们自欺欺人，我们有了这假饰的自由，写着经过精心装扮的自由的文字，与自己的内心打着哈哈，跳着一轮又一轮漂亮的假面舞。

    女作家天生凭感觉写作，即使极少数女作家有丰富的技巧和经验，感觉这一因素在任何女作家的创作中也占了相当重的比例。感觉是接近自由的，但是依靠着这近距离的优先，我们获得了写作的自由吗？没有。

    虽然我们可以写非“正常”之的感情，异性的，同性的，超自然的，我们仍被圈于一个框或笼子里。可笑的是这框或笼子，在许多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而是几十年来，几千年来，咱们古老文化潜移默化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印痕，是伪善的道德巨大的投影。是的，当我决心结束自己肉体生命，谁可拦得住我？当我决心写部艺术上自己满意而卖不出去的小说，谁能剥夺我这个选择？读者？出版商？批评家？我必须维护我的最后一个选择。我忘掉他们，我就得到了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