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倒出来。走在街上，我有点累了。歌厅在深圳起码上百家，一夜怎么看得完？可能压根小米就不在那里，可能早就离开了这城市。我决定回旅馆休息，明天一早还得乘火车过罗湖桥。

    街口比较清静，一辆出租停下，我坐了进去。特区在夜里更繁华，坐在出租车里，马路两旁灯光直晃眼，收音机里主持人好听的声音，放着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曲子。马路右边，有“利口福”三字霓虹灯闪亮，抓住我的眼睛。再看一家吧，我对自己说，仅此一家，良心也安了。“停车。”我叫。

    “女士，去这种低档歌厅呀？”出租司机咕哝着，将车泊在路边。

    那门不大，就涂了点红绿漆，两旁花树是塑料的，门外边的塑料地毯脏脏的。我付钱下车，就往店里走。门口的小姐截住我，上上下下仔细打量我，肯定觉得一个中年女人，单身到此，有点奇怪。每家酒店歌厅都是如此，我已经见惯不惊，终于，小姐说：“欢迎欢迎，三十元一位，饮料听歌点歌不要钱，全包。请。”

    里面过道不大，另有小姐带路，进了大厅。地毯，窗帘，包括墙都还干净，红漆俗气了些，生意好像不太兴隆。

    我找靠里一个位子坐下，一杯饮料端上来，冰水加两片柠檬。看来是个宰人黑店！这年头，又有哪个店主不缺心肝的呢？椅子与茶几一般低矮。我转过身，看到五六个浓装艳抹的女子，坐成一排，供展览似的，生意做得非常坦率，每家一样。走廊里是一个个单间，里面不时传出男女嬉笑声。有两个男士走到那些女子面前，各挑一个去舞池。有个客人正在唱卡拉OK。

    那些坐着的女子中没有小米。我瞧瞧自己这一身太规矩的衣服，怎么也觉得好笑。我的目光又在伴舞的人中查找，时兴超短发式，稀奇古怪的花哨服饰。舞池里也没有小米。凭什么，我就认定她会在这儿？

    一个时髦女郎迎面朝我走来。不是朝我走来，而是往单间去。她腰肢细摆，长发披肩，白衬衣，贴身牛仔短裤，长靴齐膝，露出一段大腿。她没戴任何首饰，倒也别致出众。不由自主地，我站起来，从边上打量她，她拐过道时，我看见她嘴唇右上角有枚黑痣。“小米！”我不由自主叫了一声。

    她那一回头的身姿真是迷人。她看看我，脚步却进了单间。

    我推门，有警卫过来，客气地阻止我，即使没人守门，我也进不去：门从里面闩住了。我说我要进这个单间，警卫让我稍等。没一会经理来了，一个精明的女强人。“您不能进那单间。”她试探性地说，“你是记者吧？”

    从单间里传来女人的低声尖叫，像被人弄痛了。有男人发脾气声音。过道里的人没当一回事，都在警觉地看着我。我不回答是否记者，而是干脆地对她说：我找外甥女，远道而来，只是见见面，并不是想给她的歌厅添麻烦。

    女经理客气地让我坐到厅里，说她去叫那女子来。等了好些时候，那女子才到我的座位旁坐下。果然，是小米。她问我：“你真是我姨？你怎么找到这儿？”

    可能我与她母亲一个脸盘子，她没盘问。她的语调不冷不热，只是想知道我这个从未见过的姨，怎么会来此处的？

    “你母亲给我写了信，”我告诉她，“让我去香港路上顺道来看你。”

    “我母亲？”她想说什么，却沉寂了。她的打扮跟照片上判若二人。1972年出生，今年她该26岁，我比她大21岁。她在我面前该是个孩子，但她显得很老成。

    道路越走越宽阔，红色江山永不变。

    毛主席怎样说，我们就怎样做。

    哎，我们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从前的颂歌，用港台情歌调儿唱，好像在嘲讽。舞伴们搂贴着，节奏倒很合适。

    这时，有女孩挽了个男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