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诗歌和微薄的盘缠，她北上南下，与诗人、作家、画家们“打堆儿”。成为诗人作家后，她进入了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的作家班，体味着外面世界带来的每一次奇迹、邂逅、巧合和惊喜。宛如一头小鹿不知深浅地涉足于“前卫、先锋”的领地。在８０年代，频繁的地下聚会带给她一些“坏名声”。“当时的ｐａｒｔｙ完全不像现在那样富丽堂皇时髦前卫，是完全地下的。黑着灯跳贴面舞，警察随时会来，我们随时会破窗而逃”。虹影也许没有料到，十年后的中国流行一个词“酷”，而她只是用这种过激行为疗伤而已。她更没想到，这种行为形成的文字会在十年后的今天“闪亮”于各网站的首页，“热卖”而获利匪浅。难怪有人会写文章说“请卫慧棉棉向虹影学习”。

    任何药剂都会有副作用，尽管她不在意那些“坏名声”，但她还是很快厌恶了那样的生活。

    爱情在她眼里异常虚幻，结婚生子更是笑话，她不想走每个女人都得走的路。

    然而有一天，她从贴面舞会上狂奔而出。在呕吐之后，她发现衣兜里有一张纸，

    纸上有首诗，诗的作者姓赵，爱情之火重新燃烧……

    虹影对自己母亲的评价是“敢爱敢恨”。在五六十年代，一个女人敢爱一个比自己小１０岁的男人，并且为他生下孩子，可谓是特立独行。而这种特质毫无损耗地遗传到了虹影的体内，使她更加“疯狂”，不肯让自己重复——重复自己和重复别人，同样不能忍受。

    有段时间，她沉溺于劣质烟和廉价白酒之中。当时，西方流行音乐在中国地下艺术圈大行其道。或者“怀里抱着一个人慢慢摇，”或者跳“鞋跟要将楼板踢穿”的劲舞，一切都是为了逃避苦闷和压抑，得到继续流浪的催动力，“这时可以过过幻觉瘾，好像快乐已抓在手中”。

    有个晚上，她喝得比任何时候都多，酒精烧焦了她的身体。她从贴面舞会上跑出来。马路上静静的，没有人，只有一辆粪车从身边驶过。她呕吐起来。气喘稍定后，她摸索着衣袋，抽出一张纸，想擦擦嘴。却看到那是一首地下油印杂志上的诗：

    在灾难之前我们都是孩子

    后来才学会这种发音方式

    她觉得，这首诗像是专门为她这样靠了侥幸才从一次次灾难中存活下来的人写的。她记得诗的作者姓赵。那个名叫赵毅衡的诗人后来成了她的丈夫。

    写时，虹影说她的心情很平静。看清昨天，才能看清以后。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赵毅衡教授，也就是虹影的丈夫自谦说，因为离得太近，所以对虹影作品看不出所以然来。但他肯定，虹影的小说“自传因素最小”。虹影自己也自豪地说“要比生活经验，我比大部分作家丰富”，但一直以来，她拒绝写“体验”。

    通常情况下，写自传多半是年事已高者所为，因为那样，才够丰富。况且，有“家丑外扬”之嫌，而书中人物现都健在。是什么令虹影如此“不合时宜”呢？

    虹影认为，首先要打破“那种自传要临死前才写”的传统，没有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与众不同；第二，这个故事从她１８岁知情时，就一直在她胸中翻江倒海，那时候她就产生了要把它写下来的想法；第三，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她的心态已趋于平静，她已经可以冷静地面对过去，从容下笔。熬过大苦难而幸存的女子，已在异国生活过十年，时间和空间均已拉开距离，一切都变得清晰明了，浮躁扫净。

    刘再复先生评价说虹影把饥饿年代的苦难写得不寒而栗，而英国的书评家则称是一本让人心都揪起来的书。

    而虹影则对该书在欧美的畅销始料不及。她说，写作时她并没有按欧美人的阅读习惯来行文。在英美图书市场，起码有２０本以上的写“文革”的书，它们大多是那些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