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我们都不戴表，因为我们心里有个表，”他诡秘地眨了眨眼。

    他这么一说，我决定留下来看看阿难唱歌的地方，尽是些什么样的表演。

    离演出还有一个半小时，我打算到外面走走，吃点东西。经过邮筒，有人用板车推着一个有许多抽屉的书桌，桌面可以收起来。我边走边问，“卖吗？多少钱？”

    他穿着白衣，没有停下，说不卖。我说我想看那些关着的抽屉。他和我对视两秒，点点头，他目光往上，我跟着这目光，看到蓝花花的天，有一条奇长的白线挂在空中，是飞机驶过吗？因为没有风，才久久留在那儿，划过了整个天空。从来没看见那么长的线，从地那端迈向地另一头。

    再低头，奇怪得很，书桌和白衣人不见了。周围都是比我皮肤深黑的人，一个包头穿着裙子的耍蛇人把一条花绿绿的蛇伸到我跟前，我笑了起来，像进机场海关时，我知道任何时候，微笑总是合算，否则海关官员会觉得你有嫌疑，把你的随身行李统统倒出，检查，还可能罚你款，搞不好，让你在小屋子里蹲一夜。

    众所周知，我有个在大学当教授的丈夫，他其实和我并不像夫妻，已经不是夫妻，我们维持着一个平和的表面。没有我，他照样活，没有他，我也照样活。每每想到这点，我的难过就无法表述。好了，好了，我对自己说，明白了吧，一个人根本不需要另一个人也能活，还能活得好些。如果不信，可以参照我的生活，写书，看书，写书，让想象在想象中升华或枯萎。

    前面我提到我的父亲：他最爱我，我以前并不知道他爱我，当然我也不知道爱他，到我懂得爱他时，他不在世了。事情总是这样，就跟人老了，经验累积知识累积，成了一个智者，却离死一声咳嗽这么点距离。后悔没用，但我还是后悔，我没有能够爱他。

    我在前面也提到我年老的母亲。这月上旬，我乘飞机回了一趟老家山城：那里总是绵绵细雨，沉沉雾气，从长江上往两岸山坡漫开，几乎使过江的轮船封渡。从渡轮下来，举着伞，从江边烟厂新建的厂房中钻来钻去，爬了一大坡又一大坡石阶回半山腰母亲家，我从小生长的家。应该感谢命运，旧院成了新的白楼，我多年写作的劳动所得给母亲换来一个二居室。我脱了满是泥沙的皮鞋，搁了雨伞，穿过客厅，进了她房间，轻轻走到她床边。她头发更稀疏，脸上满是皱纹，穿着一件棕色毛衣，居然认不出我，把邻居的名字叫成我。那天没有太阳落入江里，看不见记忆里的夕阳，只有细雨滴答声。我坐在母亲床边，握着她的手，有满腹话要对她说，她却一再重复地说要去养老院，养老院比家好，有人说话，我想与人说话。“妈妈，你记得小女儿吗？”

    “她走了，她永远都不会回家。”母亲说。

    “为什么？”

    “她走了好，她走得越远我越清静。”母亲声音突然沙了：“我好想她。”

    “我就是她，妈妈。”

    “你不是，她走了，她是个狠心人啊！”

    母亲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来，“你让我去养老院吧。”她重复地说，她要跟人说话。我的哥嫂照顾她，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母亲看电视直看到屏幕起麻点，没有节目为止。哥嫂他们看的是VCD，唱卡拉OK。我退出母亲的房间，她不知道，就像她不知道电视上演的是什么，只是为了听声音，为了看图像。母亲可能很久就这样，在父亲去世之前就这样，可我从未发现，也从不关心，好像母亲只要在，就行，只要在，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即使父亲去世，她的心全部空荡荡，并不要紧，一切都还来得及。

    我穿过甘地博物馆，太阳落入地平线，远处的红堡，映着霞光，很美，日落时分，一定是最好的时候，所以进去的人络绎不绝。甘地火化时太阳很久才落入地平线，他的骨灰撤在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