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了。

    我打开手提电脑，插上电话线，直接上网，奔约定的聊天室里，找苏菲。这儿与香港时差两个半小时，她那里应该不到十点，还不晚，否则她会骂我。如我预料的，苏菲已经先我而到网上了，她说她一直在等我，“在哪里鬼混？还不露出漂亮的脸蛋来！”

    “奴婢在此！”

    她问，“找到阿难了？”

    “他可能真在印度，两个月前，他在此地演出。我找到演出地点，没用，无人知道他在哪里。我是你的侦探吗？”

    “就该是侦探，既是作家，什么细节都不弄清楚？当然都得写下来。”

    “什么细节？”

    “他嚼掉的口香糖，最后按在哪个女人身上，都告诉我。”

    “这点我可能已经弄清。”

    “好。你若写得快，我这边现在就上网页：阿难本生，文艺栏头条。”

    “我怀疑你会不会登？”我对这个传媒女王的种种遁词有点不耐烦了，决定直奔主题：“我找到看过他在这里表演的人，但是认不准。我可不是跟你玩的。你要细节，那好，你有他照片吧，我至今为止所见的他的照片，觉得都不对劲，感觉都不是他，你有他的近照，传给我！”

    “你怎么知道我有他照片？”

    “有没有不是我的事，反正没有照片，侦探进行不下去。即使他在我对面，我也认不出。还是让我写个游记了事。”

    “让游记见鬼吧！我想想办法，小心梦里挨揍。”

    我明白她真有点恼火了：我不是一件顺手的工具，就像我拒绝在印度用手机一样，我就怕她时时可以逮住我，受她二十四小时指派，我带上超薄便携电脑已是累赘，但还得带上，因为我和她之间必须有一个方便的通讯联系，我也可写作，并查询国内的邮件，好处理事务。

    洗了澡，我穿上睡衣拖鞋，站在镜子前梳头发，头发掉得厉害，梳子的齿间尽是断发。搽了护肤霜，就关了灯上床睡觉，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一天下来，跑的地方看到的人，放碟片快进似地在脑子过场，最后定格在阿难身上。要在印度找到他谈何容易？

    印度人寿命短，活过七十就是稀罕。到处是平房，有的一半是草顶，每隔几米就有一堆垃圾，人在垃圾上走，男人转身撒尿，女人看没有人后再蹲下小便。但每隔几米就有鲜亮的色彩，每隔几百米就有神的遗迹，随便一望，就有一块染红的石头或一段被供奉的树桩，让人不得不止步注视。

    在这个令我不断摇头又点头的国家，我不认识任何人，只认识那个在加尔各答当护士的姑娘，还有那个找不到的阿难。我向苏菲要阿难的照片，是故意给她制造难题，好给我自己缓一步的时间，既打听到阿难在这儿演出过，又打听到他很有可能还在这国家。接着下去，想必比一点没有线索强些。

    那么在这儿我真是一个熟人朋友都没有吗？

    想不起来，那么就是没有。我只对丈夫说过去印度，几乎没有其他人知道，走得秘密。苏菲没有要求我这么做，可我一向做事不肯先声张，事后也不宣布，逢喜遇忧皆如此。真希望到印度只是旅行，而不是由于其它目的。脑子这么前前后后一回转，心情变得郁闷。

    该入睡了。想想苏菲，她肯定会催眠地说，你这鬼东西呀，该睡了，睡吧，好好睡。可苏菲怎么会是一粒剂量足够安神的药？在这个夜晚，她不会是。我一到印度，她就是我睡眠的克星，行动的轴心，她是一条花言巧语的虫子，钻进我的身体，弄得我痒得难受。我和她合成一体，是一个悬在半空的沙袋，如果有利剑刺过来，我们就会漏掉，找不到自己，那把雪亮的利剑仿佛在眼前一晃，由于害怕，我脸上的肌肉本能地抽搐。

    我认识苏菲时也正是我与丈夫关系最紧张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