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的困难，哪怕情人之间，最后都难以沟通。奇怪的是，有些作家写异民族爱情，除了上床，除了“湿了”，其他毫无问题。这太奇怪。我不是又在指责“新新代”作家。如果异族男女之间，只有享受，毫无难题，无须反思，这还算文学吗？这比言情小说还要没头脑。我这么一说，又有年轻作家指责我落伍。我想请教这怪事：为什么中国的“新新”小说，上了床就一劳永逸？

    我不会漠视这个问题：中西文化冲突的爱情悲剧，一曲永恒的哀歌。

    止庵：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受到一些什么影响么？比如看了什么书，让你觉得有一种契合之感？

    hY：写作本身，是一种创造，没有什么书可以影响我。当然在思考阶段——好多年的思考——我读了一些宗教方面的书，读和《金刚经》，临睡前，默默地念，连南怀谨的书也看：仿佛见庙就烧香，心境空阔。也读了福斯特《印度之行》；当然，要表现现代人在文化困惑中的痛苦和失落，这些书只不过是知识准备。

    几乎我所有的长篇甚至短篇都有一条河流。比如里面是长江上游，《K》里面还是长江中游，里面是恒河。恒河每夜穿过我的心。中篇《一镇千金》和《给我玫瑰六里桥》也有河流。河流给我生命，我赋予河流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任何一本书比得上河流对我的影响。我写任何东西，只要一沾到河流，我整个人就变了，我就是那条河。

    止庵：你说河流构成了你作品的一部分，是说它是作品里的一个意象，或是情节的一个因素？一个背景？一种象征?

    hY：它是一种象征。中，当我跨过了那条河，我命运就不一样了。再比如《K》里的朱利安，他最后一次跨过了那条河，离开了中国，也象征着他永远都不可能与这个民族融合，对这个国家的文化永远都不能够理解，即使对他所爱的女人，他永远都不可能去爱。他没有爱的能力。他穿过这条河流好多次。每一次当他受到冲击或受到阻碍，他都要跨过河去，到对面去寻找一些他的东西，可是他找不到，他其实是一个失败者，我对他充满了同情。

    也有这种象征。在恒河边，两家人的孽缘与劫难，一家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另一家是中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在二战时期结下的恩恩怨怨，现在由他们的下一代人来承担前辈的罪孽。这条河穿过他们的命运半个世纪。印度每十二年一次都有一个昆巴美拉节，印度教徒在这条河边沐浴，洗涤罪恶病痛，祈求上天堂。这条河真能洗掉一切罪孽吗？其实我在这里是对宗教狂热的一种否定。河是存在的，宗教是可敬的，狂热却是人类永恒的悲剧。

    止庵：你在作品里安排了这么一个象征因素，对于主题和背景的深化，也许是有好处的。很多甘苦只有作者自己才知道。写小说的人有些特殊体验是别人很难掌握的。张爱玲的《色戒》，实际上通篇都是铺垫，关键处只是女主人公说出“快走”这两个字，换一个作家来写，肯定不一样。假如别的作家去写《追忆逝水年华》，可能就是一个短篇小说，像伍尔芙的《墙上的斑点》，别人写，可能只是一句话。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来说，简直什么也没有写。

    hY：是这样的。

    有心与无心

    止庵：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作家的意识，或者说思想，他对世界总的认识。举个例子，我觉得鲁迅比沈从文伟大的地方，正是在这里。沈从文在视点和立场上未免太认同于他的人物了，而鲁迅在用第一人称写作的时候，也是与人物若即若离的。讲得刻薄些，沈从文还是有一点儿“廉价的同情心”。

    hY：沈从文的确与鲁迅不同，鲁迅根本就没有心，沈从文有心。

    止庵：沈从文是凡人，鲁迅是超人。

    hY：他们是两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