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或许还可以另有一个结果：艳遇，异国情调，瓷娃儿似的。当然，他来中国目的不是为女人，不过，为什么不呢？并行不悖。

    自离开骚桑普顿，漫长的航程，他一直在写，写一篇长文《论无产阶级与诗，一封给C·台·路易斯的公开信》，他一点也未觉得离开了西方世界。文章写完，船过了印度洋，他才觉得应当学点中文。找到一个中国旅伴，每天教他一个小时中文。他想象中文字的图案，记住二百来个字和几个最简单的句子，应付一下而已。

    乐队大鼓有节奏地敲十下，然后连敲三下，渐渐地那节奏落在了身后。人力车终于脱离了人群，不过拐过一个十字路口，就是八关山山角。他让人力车夫停下，多赏了几文钱给车夫。

    他提着行李走上石阶，路上落满鲜花瓣，菊花最多，他喜欢这气味。他补读过一些中国习俗之类的书，如果没错，这几天该是一个登高采花喝酒怀念亲友的节日。十月初的天气，竟然丝毫感觉不到暑热，气温适人，算是上帝开恩，天高气爽，一接近国立青岛大学校园，石墙庭院渐少，不过植满花草，绿荫也越多。

    裘利安几乎不敢相信，他的住所竟是一幢独立两层德式小楼，前有庭院，后有花园。国立青岛大学每位教授都配有这么一幢花园房子。整个大学圈用了大半个树阴葱绿的小鱼山坡，绿瓦银墙，高低错落，面朝波光斑澜的海湾。

    他到达时已近黄昏。门卫给办公室打了电话，不一会英文系主任郑教授就急急忙忙奔来。他在上海上船时从旅馆打了个电话给郑教授。郑教授说要来码头接他。他坚持不要。郑教授像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长相斯文，个子却高大，穿着长衫布鞋。英语说得很好，明显是学的“皇家英语”。校方代为雇佣的两个仆人，原来已经在校门口等了他很久。他们扛着裘利安的行李。郑教授说有事先走，晚上英文系的同事设宴为裘利安接风。

    裘利安的房子家具齐全，收拾得干净，有地毯、壁炉、沙发，中国人喜欢盆花，都放置得不用再摆布。全白的墙和天花板，太白了一些。他一向对居住不挑剔，但颜色不顺眼，却会使他皱眉。他的画家母亲和她的男友邓肯·格朗特永远在不疲倦地装饰，涂弄墙壁，这是家族毛病。而这套白房子，建在山坡上，望得见山坡下一片青蓝盈盈的海水。从窗口俯视广袤的黄海在夕阳下变换色彩，几乎是地中海式景致，他再挑剔就过分了。

    热水准备好，他到卫生间洗澡，真是不可思议。想起他在南京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那里取到聘书，上面写着一年九百镑年薪时，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他从未赚过这么多的钱。父母一辈，生活方式也从不是贵族式的。弗吉妮娅阿姨每次买点东西，都要痛苦地犹豫半天，家里汽车也是有的，却是二手货。父亲克莱夫祖上经营矿业，但他的钱很少花在家里。他们一帮人中，只有凯恩斯积累了不少财产——不过这个半社会主义者的钱只用来买画，资助俄国妻子的芭蕾舞团。

    他从小没把钱当回事，但也从来手头没有大笔钱，现在年收入折合成九百英镑，而且不交税，每周只教九至十二小时的英国文学课，着实吓了他一大跳。房租三十美元，两个仆人付得实在太高，就由于他们会讲点英文，二十五美元，而一般工人一年收入才十二美元。食品一个月不会超过三十美元。这么一算下来，他感到自己手头从没有这么阔绰过。

    这不对，这不公平。到中国教几节课，竟然比英国教授还挣得多！他不无恶意地想，当局肯定知道他来中国的意图，才以如此优厚的待遇，驯化他成为一个布尔乔亚。我在中国会成为一个面团团的资产者，这想法使他兴奋起来：肯定能让母亲的朋友们大吃一惊。

    他用毛巾裹住身体，用刀片对着镜子刮脸。头发一长就微微有点鬈曲，他怀疑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