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梅掀被下床，一边梳头一边对我们说：“我领你们去吧。”她在睡裙上面套了一件衬衫，扎了把头发，穿着拖鞋引我们出了门自己走在前面，一手食指转着钥匙环，一边不住地打呵欠，偶尔用手遮口，低着头踢踢踏踏地走，看到太阳便仰脸眯起眼。门诊大楼里病人不少，到处是拿着病历候诊的萎靡不振的军官和士兵，还有很多家属和地方病人，时而人们闪开一条路，让一个身着便衣由年轻战士搀扶的退休将军颤巍巍地通过。

    杜梅领我们到挂号室门前，自己进去替我们挂了个号，拿了一份空白病历出来问女的姓名，潘佑军胡乱编了个名字，她随手写上，又随便填其它栏目，领着我们去妇产科。

    她进了妇科诊室，把病历放到一个正在写诊断的老年女大夫面前。女大夫的表情很不耐烦，她全然视若无睹，和颜悦声地和女大夫讲，女大夫显然拒绝了她的要求，掉头自顾自地继续给一个孕妇看病。

    杜梅拿着病历站在一边，耐心地等到对桌一个中年男大夫看完病人，又凑过去和这位男大夫嘀嘀咕咕地说什么，一会儿出来叫潘佑军的女朋友进去。

    那个男大夫站起把潘佑军的女朋友引到里边诊床上去。

    “今天能做么？”潘佑军问杜梅。

    “做不了，还得再约。”杜梅坐到一排大肚子“蝈蝈”中间向走廊两头东张西望。一个护士领一对青年男女走过来，她站起来和那小护士很意见地交谈。小护士拿着病历进了诊室，她让那个显然也是来打胎的姑娘坐她的位子。

    她就站在我身边，可样子好象没我这个人似的。

    她不时对远远近近走过的认识的医护人员堆出一脸笑容，指指她身边的潘佑军和我，以示来此的目的。

    潘佑军的女朋友从诊室出来，那个男大夫又把杜梅叫了进去，很严肃地和她说什么。

    “怎么啦？”她走回来，潘佑军忙问。

    “她这个手术一时还不能做。”杜梅看了眼那姑娘对我们说，“医生说她有妇科病，要先治病。”

    那姑娘脸一下红了。“她是你们俩谁的？”她又问。

    潘佑军只得连忙申明：“我的我的。”

    “那你也要检查一下，她的病传染性很强的。”

    这时我在一边笑了。潘佑军狼狈不堪。杜梅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恢复了严肃。

    潘佑军一定要请杜梅吃午饭。

    “不用了，何必呢？”杜梅说，“我中午在食堂吃就行，下午还要上班。”潘佑军再三坚持，这就像一个人当街摔了大马趴，一定要迅速站起来，不顾伤痛，佯作无事地泰然走开。

    “那就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吧，简单点。”杜梅说她要回宿舍换件衣服。我们说好了要去吃的地方，潘佑军带着他那个女友先去占座，我在医院侧门口等杜梅。

    十分钟后她来了，仍穿着拖鞋，只是把睡裙换了，又穿上她那条果绿色的短裤，长长的衬衣下摆很肥大，给人感觉她好像光着两条腿。医院院墙外是一条很窄的街，来来往往的人中有不少是医院的干部、医生。她一路走一路和人打招呼，不时站下和人聊上几句，路上她只和我说了一句话。一个穿军裤的老头在街对面远远用手指点她。

    她对我说：“我们政委。”

    然后把衬衣下摆在腹前松松地挽了个结，这样看上去不那么色情。我们到了街拐角处的那个大饭庄，进去楼上楼下找了一圈，没发现潘佑军和他的女伴。

    “怎么回事？地方说错了？”她站在一厅大吃大喝的人们中间问。“不会吧？是说的这儿没错，这附近还有别的饭庄么？”

    “那就算了。”她掉头往外走。

    “别别，都来了，我请你吧。”

    正好靠窗的一桌人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