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她们医院在宿舍区分给我们一间平房,比过去她住的那栋单身宿楼更破旧,是旧日本军队侵华时留下来的营房。在一个巨大的坡形瓦顶下,上百间标准开间的屋子沿八卦形走廊左右顺序排列。房间里窗房很窄很高,还是双屋的,木板地几乎塌陷了,踩上去嘎嘎作响。走廊的地板已经全部损坏、拆除,下面的砖地也坑坑洼洼,即使在大白天走廊里也黑缀缀的,对面走过人来,不走到跟看不清嘴脸。走在漫长、曲折迂回的黑洞洞的走廊里总有一种走在地道或牢房的感觉,不知有多少刚受完拷打的抗日志士被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从这条走廊拖走过。这组平房另一端被隔离开的几间房子在是医院的解剖室。据杜梅讲,总是弥漫在走廊里的福尔马林味儿就是从那边飘过来的。那几间屋子里有三个巨大的尸池,里面泡着几十具男女尸体,从日本军队毙的犯人到我们枪毙的反革命,什么身份、年龄的都有。还有大量的夭折的畸形婴儿和器官泡在广口瓶中摆满陈列架。平房里住满了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家属。尽管都互相认识,也没有一般居民四合院毗邻而住的人们的亲热劲儿,进进出都绷着脸不打招呼,彼此存着深仇大根似的。
我喜欢这幢大平房中居住的人们身上的那种谁对谁都视而不见的独劲儿。这条阴森森的走廊使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历险感。
我们刚分下这间屋,我的一个骗子朋友就发了财,就是说家里可在达到西方中下阶层的生活水平了。他过去的家具都不要了,被我们捡了回来,都是些八十年代初的时髦家具,在我们看来,已经很体面了。
搬家那天,我们借了一辆卡车,绑来几个朋友当装卸工。杜梅跑前跑后,指挥装卸,也挽起袖子加入到男人中抡大件家具。在狭窄拐角处往往被挤到墙上,身上的衣服蹭得玉一块白一块,依旧乐此不疲。
晚上,大致安顿停当,朋友们也走了。她又开始布置。像旧业深闺里的小户人家姑娘一样,她攒了一箱子嫁妆:杯垫、钩针织物、不锈钢刀叉诸如此类,没一样值钱的。她用这些花里胡哨的廉价货把这间兵营装饰得市民气十足。
一边铺挂一边还沾沾自喜地问我:“好看么?”
我已经很累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没干过这么苯重的力气活,躺在床上也着眼说:“俗气!”
“哎,就是俗气。”她美滋滋地对我说:“你老婆本来就是个俗妞儿。”“你这架式是打算跟这儿过一辈子?”
她停下手里的忙碌,严肃地望我一眼:“你是打算住两天再挪新窝?”“当然。”我坦然道,“我还想老死在一个带花园带游泳池的大房子里。”“你做梦去吧。”她笑道,转身继续忙活,唠唠叨叨地说:“住一天就得像个家的样子呵。”
“门上再贴俩喜字。”我叫。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杜梅,过来。”“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求你了!我已经是你老婆了,别逮不着似的。”“你是不是阴冷呵?”“我还阴冷?我觉得我都有点……快成女流氓了。”
“你见过女流氓么?你最多也就算个逆来顺受的地主丫环。”“有什么意思呀?你真觉得特来劲儿么?觉可以不睡饭可以不吃?”“你这话我就不懂了。咱们是为了一个什么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就为这个呀?那你何必找我?随便在街上找个女的不都可以?”
“你答应么?不说话了吧?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真逼我走到那一步,回过头来我还要控诉你。”
“这对你是最重要的是么?”
“哎,我今天觉得你特年轻。”
“除了这个,别的都是可有可无。”“我可没这么说,你别往这套儿里绕我。这是不可分割的。譬如说一个政权的巩固,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基层组织建设。你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