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玲到外边商店再去买几瓶。

    “我有钱。”贾玲没要我的钱，一路去了。

    “够瓷器的。”潘佑军说。

    “那是，这是我二房。”我有点忘乎所以。

    我们简单拌了几盘凉菜，切了些熟食，就坐下吃喝。

    我喝了口“二锅头”，吮了下牙花子，挤眉弄眼地说：“不容易呵，又能聚在一起。”

    “我是不容易，你们还不容易？”肖超英道。

    “一样，别看一个城市住着，一年见不着几回面。”

    “主要是你搬这儿太远了。”

    贾玲拎着一兜啤酒回来，蹲在地上，一瓶瓶抽出来码成一排。又掏出两个纸包的豆制品给我们下酒。

    我们留她一块喝点，她说还有事就走了。

    我追出去给她钱，她一甩手皱起眉头：“咳，你这人怎么这样？”喝到中午两点半，我看到医院的草绿色救护车从窗外缓缓驶过，停在旁边的解剖房门口，一些穿白大褂的男女下来抬了两副白被单裹着的担架进了解剖房。

    “杜梅回来了。”我说。

    又过了十几分钟，杜梅一脸倦意，脸色苍白地进来。

    “这是我过去的战友，也是……好朋友。”我站起来大着舌头给她介绍。“肖，肖……

    肖超英。“肖超英也站起来。

    杜梅冲他点点头：“你好。”接着厌恶地看了眼桌上摆着的切开的火腿肠和油汪汪的素鸡腿。

    “一起吃点么？”我脸红脖子粗地问她。

    “不吃，你们吃吧。”她走到一边倒了杯水咕咕嘟嘟仰脖喝，喝完喘了口气。她大概想上床休息，可另外两个男人在场，她又不便躺下，便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一起吃点吧。”我又说。“不吃，看着就够了。”她声音响了一点。

    “她刚摸完死人，劲儿还没过呢。”我劝肖超英和潘佑军。“接着喝。”“你少喝点吧。”她在一旁说。

    “别管我呵，我今儿乐意多喝。喝，喝醉了就在这儿住。”

    “酒量不大还爱逞能，回头喝吐了可没人管你。”

    “别唠叨好不好？看不出我今天高兴？”

    “哟，你们喝的什么酒呵？‘二锅头’，干嘛喝这么次的酒？”我放下酒杯，硬着脖子转过身：“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少说两句行不行？”“她不说话了，头仰在沙发背上看天花板。”

    “要不咱们喝一会儿算了。”肖超英说，“我也觉得可以了。”“没事。”潘佑军说，“这都是特熟的人，尽管喝没事。”

    “那哪成？”我也坚决不答应。“刚喝出点感觉来。忘了？那会儿咱们过年的时候灌连长、指导员，我一人差不多喝了两瓶白酒。全桌人都吐了——就我没吐。”

    “你现在是绝对不行了。”肖超英说，过去我也喝八两没问题，现在三两就头晕。“

    “别逗了，照样不信咱们就喝。”

    我们一直喝到下午5点，两瓶“二锅头”基本上喝光了，才觉得饿了。“杜梅煮点面条。”我仰着头叫她。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起身去煮面条。

    潘佑军脸红得像熟透了破了皮儿的桃，呆头呆脑地坐着，如不用手撑着桌子一口气就能吹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