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浓郁的香气令我恶心，尤其不堪回味。可我没说什么，拿起那瓶酒端详着表示欣赏。我提议我们到外边去吃上一顿，她十分欣喜。从结婚后我们就很少去外面吃饭，也许这是现在我们的关系显得不那么浪漫的原因之一。我们打开报纸看街上现在正在演什么电影，准备饭前去看一两部受到吹嘘的片子。

    我们都想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一些情调。我甚至陪她去听音乐会，我们像多数人一样盲目地认为西洋音乐是高雅的东西。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仅能接受柔和一些的小的琴和钢琴。

    那天很不幸。整场音乐会都是歌剧选段。

    尽管如此，我们听得很认真。当女高音不无炫耀地在她的高音区萦回不止时，我发现杜梅闭上了眼睛。初还以为她不堪忍受，继而发现她深深受了感动，睁眼时眼眶中充满泪水。

    我相信这并非是受到了歌唱的感染，她对意大利文和我一样一窍不通，一定是剧情使她悲悯，那是《蝴蝶夫人》中的人一段咏叹调。如此一想，我也觉得那段旋律扣人心弦。

    接下来不管台上走马灯似地轮换等台的男女胖子们唱什么，我们都沉溺在同一种情绪中不能自拔，哪怕是在唱《费加罗的婚礼》这样的轻歌剧。

    实际上我们已不在听了，仅仅是在一种宜人的气氛中遐想，犹如躺在波涛上，眼前华丽景象可以使我们貌似受到吸引借以摆脱无端忧郁的困窘。

    在看一部通俗得只能说是胡编乱造的故事片时，杜梅索性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当时女主人公的厄运刚露萌芽，同看电影准备了手帕的女人们还都镇定自若，她便抢先一步哭了。

    当女主人公苦尽甜来，安享富贵，全电影院哭成一片的女人们都被涕而笑时，她仍是哭泣不已。

    散场时，她是那群红眼兔子中眼睛最红的一个。

    我知道是什么使她这么易动感情，但我无法安慰她。我已经尽力做到善待她。那夜之后，我们从未再吵过一次嘴，相敬如宾，每到谈话出现争执的苗头，必有一方停下来，不再说话，或是干脆附和对方。我们同出同入，夫唱妇随，惹人羡慕。若不是我坚决、近乎粗鲁地拒绝，居委会险些把我荐上去竞选全市“好丈夫十佳。”

    杜梅决是对我微笑，直到我对她报以同样的一笑，才放心地继续去干别的。即便是在做爱过程中，她也不忘准时对我投来一笑。我们去潘佑军家玩过几次，他那个汉奸妻子做作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总是当着我们面表示她和潘佑军多么如胶似漆，无论是那么窄小的一张椅子，她也要和潘佑军挤着坐——

    那是在她家呀！无论是多么小的一块食物，譬如半个苹果，也要你一口我一口像鸟一样地互相喂。我毫不夸张地说，她称呼潘佑军就像宋美龄称呼蒋先生一样叫：“大令。”

    到她家里只给喝速溶咖啡和酸葡萄酒这些我都不说了。她喝酒时能把冰块嚼得嘎巴嘎巴响就可以知道她的牙齿是从小吃什么锻炼得这么结实。

    我特别不能容忍的就是她说话居然有口音，。一个货真价实的本地丫头，中国话词汇单一得只会说：“很有趣儿。”

    杜梅就很欣赏她。当然她还没俗气到喜欢白兰地和毕加索。她只羡慕她能如此外露地表现爱情。当我批评她装腔作势和娇柔造作时，她便为她辩护：“女人就是这样，爱一个人就真爱。只有男人才会觉得这过分。”

    “这不叫爱，这叫演戏，演给别人看。”我反驳她。

    “总要有所表示，否则怎么才能让人知道？”在这点上，她一向执拗。“不说，不做，我怎么知道你爱我？”

    “可即便是说了，帮了，也未必就证明了谁爱谁。这一套花花公子和浪荡娘们儿最拿手。”

    “我宁肯被一个人甜言蜜语哄骗一时，也不愿一个人沉默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