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善良了！同情心？谁同情谁呀？谁知道打哪儿又冒出个快死的爹来？谁知道你们想干嘛？你以为我那么傻呢？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算了贾玲，”杜梅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没一两天了，我编个借口哄得过去。”

    “不行，必须让他去。这点要求他都不能答应，那他还算个人么？都告诉他得了，反正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没什么。”贾玲对杜梅说。

    “她父亲……”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六五年到现在——他今年有70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整70.”贾玲说。“我妈妈比他小11岁。我不太记得她了，只看过她的照片，不漂亮。”那天风很大，街上的人都被刮得腾云驾雾地走。我穿着大衣竖起毛领，戴了一个大口罩，跟着杜梅换了几次车，到了一所医院。这医院过去是公安部的直属医院，现在交给了地方对市民服务。但仍保留了一个病区，专门收治一些高级犯人。“四人帮”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反党集团重要成员都曾在此就医。

    那个垂死的老花花公子已经不能说话了，像具木乃伊躺在病床上，盖在他峰上的被子没有一点隆起。他的眼睛仍很有神，一望可知他当年一定是好种能力和欲望都很强，敢想敢干，习惯于支配别人的人。

    尽管他已经形销骨立，仍可依稀看出他当年的风采。杜梅骗了我，她其实相貌酷肖其父。

    我允许她挽着我，并肩站在老人床前。

    老人的那只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时，我吓了一跳：似乎是一只断手，不和他的身体任何部位相连，桔瘦、灵活、相当有力。他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攥了一下，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他的眼睛露出些许笑意，接着像字幕一样轮换出现恳求、乞望和信赖的神情。最后出现了一股凶光，一道咄咄逼人的锐利寒光，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威胁，一个警告。他的眼光露淡了，像关了电源的电视屏幕渐渐变黑，他的手也无力地松开，耷拉在床边。“

    他急促地呼吸，喉咙发出“呼呼”的痰声。一个医生进来看了一眼，神态平静。没有一般病人临终前手忙脚乱的各种措施，人们似乎并不着意抢救他。

    “你恨他么？”出来的时候我问杜梅。

    她没有回答我，指着一个正在医院门口的水果摊上挑桔子的臃肿的老年妇女说：“这就是他爱的那个人。”

    “离你就下决心离，要么就不离，离了也别再另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还告诉你！”潘佑军一本正经地望着我。

    “你就别再跟我说这些提纲挈领的话了，我本来就在犹豫，再叫你一撺掇，更拿不定主意了。”我一根接一根抽烟，把手里的一个硬币抛上抛下。

    我们协议已定，正式办了离婚手续。那天杜梅穿得很俏丽，薄施脂粉，我想她是不想使我伤感，搞一个凄凄惨惨的告别式。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刚强的东西，或者不妨说，她也有很自尊的一面。收了大红结婚证，发了黄皮书，我们客气地感谢了办事员，一同走出办事处。

    “就在这儿告别吧。”她含笑向我伸出手。

    “不，我送送你。”我跟着她往东去的公共汽车站走。

    “不必，就在这几分手很好。”

    街上行人不多，空气干冷，一些建筑物上还插着节日后未曾撤除的旗帜。“反正我还要去拿些东西，就一起走吧。”

    公共汽车来了，我们上去，我为她占了一个座儿。“我站着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