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开车门坐进去。汽车追上她、超过她开走了。

    “燕都”饭店的大厅很冷清，今天没有夜航班机。酒吧里正在播着最后一支曲子，喝酒消遣的外国客人已陆续散去，侍者在收拾桌子。一个经理模样的人在总服务台和卫宁交代着什么，卫宁看到我们进来，就分了神。

    “等会儿上去，卫宁好象有什么话要对咱们说。”

    我和方方坐在门厅能看到总服务台的沙发圈里。抽完一支烟，经理还没走，卫宁的样子已经很焦灼了，又不能跟我们明白地示意。这时，两个男人从降下来的电梯闪出来，经过沙发困时看了我们一眼，我吓了一跳，这两个人是饭店保卫科的干部。“坏了。”我小声对方方说：“今晚要出事，咱们得马上走。你去给亚红她们打电话，叫她们也赶快出来。”

    “好。”方方站起身去酒吧打电话。

    两个保卫科干部走到总服务台同经理小声说了些什么，总服务台的人都转脸看我。与此同时，我听见由远及近的警笛声。两辆警车闪着灯驶到饭店门口停下，关了警笛，跳下七、八名警察。他们逐个通过转门，进了门厅，保卫科的干部迎上去，和为首的警官握了握手，一个保卫干部领着警察去自我电梯上楼。方方打完电话回来，问我：“走不走？”“现在不能走。”我看着那个留下来的，不时用眼睛瞟着我们的保卫干部轻声说。一会儿，电梯间开了，亚红她们被警察带出来了，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姑娘。亚红走过我们身旁没看我们，径直上了警车。上楼去的那个保卫干部和留下来的这个嘀咕了几句，留下来的这个向酒吧走去。

    一会儿，领着一个女招待出来，指点我们，女招待点点头。他走过来问我们：“你们刚才往楼上房间打电话了？”

    “没有。”我说，问方方，“你打了吗？”

    “没有。”方方看着那个保卫干部说，“我给市里的一个出租车站打过电话要车，你们饭店的都出去了。”

    “你听见他电话里说什么了吗？”保卫干部问女招待。

    “没有。”女招待摇摇头：“就看见他打了个电话。”

    另一个保卫干部和那位警官远远地看着我们。这个保卫干部又问：“你们是在这儿等出租车？”

    “是的，怎么啦？”我反问他。

    “没什么。”他挥手叫女招待回去，自己也走回总服务台。那个警官叫上他的部下，一齐走出饭店。警车发动驶走，警笛声在街上响起。我们又坐了会儿，站起来走到总服台问仍站在那儿的保卫干部和经理：“你们的车有回来的没有？”

    “没有。”一个保卫干部冷冷地说。

    我和方方走出饭店，在门口站着，他们隔着玻璃墙看我俩，一辆出租车从街上驶过，我和方方叫着追出去，出租车靠路边停下，司机打开灯问：“去哪儿？”

    “哪也不去，错车了。”

    司机骂了一句，关了灯，呼地把车开走。我和方方走到停自己车的地方，摸黑坐进去，也很快开走了。

    “你说，亚红会不会把咱们抵出去？”路灯一盏盏闪过，方方问我。“我想不会，那样对她没好处。这种事弄好了也就抱留几天，弄不好，也不过劳教两年，要是加上团伙敲诈罪，那就是十年八年大刑。况且她也不是第一次进去。”

    “可警察已经看见咱俩了，他们不会傻到真相信咱们是等出租车的过路人。要是警察诈她——肯定得诈，逮着一个，没破的积案都拿出来诈一遍。”

    “我想信这段时间没人报过案。”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别的笨蛋也在干这号买卖。”

    “起码今晚没事。”我把车拐进楼区，停下，“我只担心亚红送了劳教，咱们这挺带劲的买卖就干不下去。现找别的姑娘，又得费一大通劲。亚红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