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是他。几十吨的、一两多的、戴八角帽的、梳背头的、正对大街的、迈向人间的、老得睁不开眼的、年轻腼腆像个大姑娘的、全须全尾儿的、笑的、沉思的、夹烟卷的、拿雨伞的、扬臂召唤的、掰手算账的、裹军大衣的、套蓝大褂的、戳在大门口的、别在胸脯上的、彩色的、全素的、大理石的、白水泥的、石膏的、砖头的、瓷的、铝的、塑料的还有海绵的。走到哪儿，他都和你在一起，好像自然界的一部分。

    那就像掀开了粪井的盖子，所有的龌龊都亮了出来。我们到处去看大字报。

    我们院礼堂、一食堂那一角有一些，办公区有一些，文化大革命开始，办公区警卫得也不那么森严了，小孩也能进出。有时，我们还到翠微小学和翠微中学去看，那儿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每一尺墙都糊满了，楼道、院内拉着一道道铁丝像晾衣服一样挂着直垂到地的大字报，整个院子变成用纸墙隔离的曲回迷宫。

    烈日炎炎之下我一次次感到震惊。我发现罪恶离自己那样近，就在那些看上去一本正经威武不屈的大人之中。他们撒谎、背叛、占别人便宜，个个都是卑鄙小人和无耻之徒。尤其令人痛恨的是他们多次结婚。第一个娶的老太婆挺好，都是老干部，工资都挺高的，一定要离，换个年轻级别低的。我们院小孩的妈没有几个是大房，净是后娶的。我当然不懂结婚之后两个人在一起主要干什么，直觉上感到那里有一种下流的勾当，什么纯洁的东西被砧污了。也许是大字报提到此类事所用的轻蔑或义愤填膺的字句影响了我，我以为那属于犯罪。坦白讲，我发觉自己被这类事吸引住了，受到一种下贱的情绪支配。看到白纸黑字写的涉及男女关系的细节我十分不适，情感一点点波动，像被狗舔了，越不适越想再来一下。

    对自己的反应很生气，很厌恶，又无法平复心情的紊乱，于是大怒，于是升腾起强烈的道德观念：和女的好就是动物，最低一等动物。这些人都该死！以后坚决不结婚，一直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每个星期都有外面地方的造反派开着卡车冲我们院西门想揪院里在地方单位工作的家属。警卫排的战士拦着不让他们进，他们就堵在门口和前去劝阻的管理科干部激烈辩论。双方都拿着红宝书，胃疼似地捧在胸前，各自引用毛主席语录针锋相对地对骂，不时一齐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警卫战士有纪律，叫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般只是徒手组成人墙。毕竟那也不关他们的事，他们也不是太起劲，造反派豁出去一冲就冲开个口子。这时，我们小孩就飞跑回各楼叫大孩。这些大孩都是红卫兵，打人也不犯法，戴着红箍下楼见外人就打。前来滋扰的造反派大都是文教系统的小知识分子，体格弱，架着眼镜，很多人是中年人，被打得脸红脖子粗还挣扎着昂首讲理。有时大孩们一直把他们追杀出院，小孩们也跟在后面起哄呐喊射弹弓砍砖头，远远看去也是颇有声势的好几百口子，浩浩荡荡追到翠微路口，才散了队形，后队改前队，一路狂奔，争先恐后逃回院里。

    我们院都靠小孩保卫了。那使院里孩子油然而起一种使命在身的责任感。也就产生了很强的地盘概念。见到外院孩子进院就要去截，百般盘查，动钒群起追打。很多来走亲戚串门做客的小孩都挨了打。就是从那时起，我们院孩子开始和海军的孩子打群架。我们老要到他们院看演出、澡堂锅炉坏了要到他们院洗澡、看热闹玩玩什么的，他们也认为这是一种冒犯和侵略。

    翠微路口天天都有几百辆自行车聚在那里，车座拔得很高，露出一截儿挣亮的不锈钢管，很多车都拆了后支架，车把安了转铃，一根或红或绿的钢丝锁弯弯曲曲蛇一样架在上面。那些人都穿着松松垮垮的黄军装，戴着呢子军帽，很宽的红绸子袖标随随便便套在小手臂上，被挽起的袖口遮住大部分，只露出无字的一圈边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