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站立在桥洞外。后来我发现他说话时不断做出各种手势。手势表明他是一个欢迎别人走入桥洞的人。我便走了进去，他立刻拿开几张放在地上的白纸，白纸上用铅笔画满了线条，线条很像他刚才的手势。我就在刚才放白纸的地方坐了下去，我知道这样做符合他的意愿。然后我看到他的脸就在前面一尺处微笑，那种微笑是我在小城烟里遇到的所有微笑里，唯一安全的微笑。

    他与我交谈时的声音很平稳，使我想起桥下缓缓流动的河水。我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这种声音。鉴于我们相识的过程并不惊险离奇，他那种平稳的声音便显得很合适。他已经简化了很多手势，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我去关注他的声音。他告诉我的是有关定时炸弹的事，定时炸弹涉及到了几十年前的一场战争。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上海守军司令汤恩伯决定放弃苏州、杭州等地，集中兵力固守上海。镇守小城烟的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连夜撤离。撤离前一个名叫谭良的人，指挥工兵排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谭良是同济大学数学专业的毕业生。在那个星光飘洒的夜晚，他用一种变化多端的几何图形埋下了这十颗炸弹。谭良是最后一个撤离小城烟的国民党军官，当他走出小城，回首完成最后一瞥时，小城在星光里像一片竹林一样安静。那时候他可能已经预感到，几十年以后他会重新站到这个位置上。这个不幸的预感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成为现实。

    尽管谭良随同他的部队进驻了上海。可上海解放时，在长长走过的俘虏行列里，并没有谭良。显然在此之前他已经离开了上海，他率领的工兵排那时候已在舟山了。舟山失守后，谭良也随之失踪。在朝台湾溃退的大批国民党官兵里，有三个人是谭良工兵排的士兵。他们三人几乎共同认为谭良已经葬身大海，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谭良乘坐的那艘帆船如何被海浪击碎。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傍晚五点正，一个名叫沈良的老渔民，在舟山定海港踏上了一艘驶往上海的班轮。他躺在班轮某个船舱的上铺，经过了似乎有几十年般漫长的一夜摇晃。翌日清晨班轮靠上了上海十六铺码头。沈良挤在旅客之中上了岸，然后换乘电车到了徐家汇西区长途汽车站。在那天早晨七点整时，他买到了一张七点半去小城烟的汽车票。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上午，他坐在驶往小城烟的长途汽车里，他的邻座是一位来自远方的年轻人。年轻人因患眼疾在上海某医院住了一个月，病愈后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小城烟。在汽车里，沈良向这位年轻人讲述了几十年前，一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指挥工兵排在小城烟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

    外乡人说：“十年前。”

    外乡人这时的声音虽然依旧十分平稳，可我还是感觉到里面出现了某些变化。我感到桥下的水似乎换了一个方向流去了。外乡人的神态已经明确告诉我，他开始叙述另一桩事。

    他继续说：“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

    我感到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因为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还没有来到。于是我善意地纠正道：

    “是一九七八年。”“不。”外乡人摆了摆，说，“是一九八八年。”他向我指明，“如果是一九七八年的话，那是二十年前了。”

    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外乡人的个人生活出现了意外。这个意外导致了外乡人在多月之后来到了小城烟。五月八日之后并不太久，他的眼睛开始不停地掉眼泪，与此同时他的视力也逐渐沉重起来。这些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他隐约感到视力的衰退与五月八日发生的那件事有关。那件事十分隐秘，他无法让别人知道。因此他束手无策地感觉着身外的景物越来越模糊与混浊。

    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坐在阳台的椅子里看报时，他把父亲当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