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在晚报上发了篇文章，把那些人骂得够呛。骂他们是向孩子们示范恶的可耻透顶的反面教员。怎么，你没看到这篇文章？……“

    我说我没看到。我没订晚报。

    冉又说，那些人当然是看到文章的了。他们恼火到什么程度是不难想象的。他们请某个记者撮了一顿，那记者就代笔替他们写了篇文章，批驳她父亲，用词极为尖酸刻薄。她父亲看了，火上浇油，再有涵养也没有涵养了，便写了第二篇回击文章寄到晚报，被晚报压下了，没发，认为适可而止的好，没必要开辟个栏目继续“

    争鸣“下去。结果她父亲气得大病了一场，还住了半个多月院。那些人还把气撒在她朋友头上。朋友觉得委屈，也责怪冉的父亲的确未免太小题大作，不该把朋友之间的不愉快张扬到报上，弄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的。于是反过来向冉兴问罪之师，大发雷霆。冉自然没有什么客气话相还。结果两个多年的好友绝交。而她的朋友也跟那些朋友绝了交……冉说完这些满脸苦笑。如同存折被人偷去，多年的储蓄被人冒领了。

    我相陪苦笑而已。但是我看出，冉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她分明的希望我有所表示。我觉得，不说句什么，似乎意味着我心胸狭窄。

    “那么多人，吃一只花花那么小的小狗的肉，每个人也吃不到几口哇！”

    于是我尽量用平淡的语气说。说完，不免有些后悔。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她误认为我耿耿于怀。

    冉叹了一声。冉说那些人没吃花花的肉。说他们将花花打死了之后，也都觉得，花花实在是太小了。小得令他们感到索然。如果为了吃到几口狗肉，就怪费事儿地剥它的皮剖它的膛剔它的骨，简直怪没劲的。路过一处垃圾站，他们将花花从车上抛到垃圾筒里去了，连车也没停一下……我又想到了冉的父亲说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身世的话……

    顿然间我有所悟——生活中，不被某些人当成回事的事，或被被某些人以玩世不恭的痞子的习惯做了的事，其实包含着令人心悸的恐怖。我们往往对此无动于衷，除了证明我们的可鄙和麻木不仁，不能证明别的……

    冉最后说，她父亲交给她的使命，她已完成了。说如果过几天我能到她家去看望看望她父亲，对她父亲将是极大的安慰，等于帮助她父亲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

    冉说此话带有请求的成分。

    我答应了。

    隔日我便到她家去了。在她家吃了饭，还送给她父亲两本我新出的书。我只字未提花花的事。冉的父亲也没提。我走时，他坚持要送我。他一直将我送至“紫薇桥”头，也就是小月河上唯一的一座小桥的桥头。

    他驻足说：“我不过桥了。”

    他凝望着桥那边——草地上，有一只大狗和一只小狗在互相追逐着玩儿……

    我说：“我还会来看你的。”

    他说：“请你……替我向那些孩子们多多解释……”我说：“一定。”

    但我并未再去看过他，仅和他通过几次电话，而且是他挂来的。冉倒是又到我家几次。一次专为替她父亲给我送书，是她父亲著的《社会心理学发凡》。老先生用毛笔写了赠言，盖了印章……

    不料想他却死了。被一个女人用雨伞捅死了。捅死一位闻名中外的社会心理学家的雨伞，会是一柄怎样的雨伞呢？那女人，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我并不很悲哀，甚至可以坦率地说，悲哀不起来。因为老先生对于我，无异于一个符号。悲哀，其实是人比同情、比怜悯、比仁爱、比一切情感更吝啬的情感。如果我们自己死了，不是我们亲友的人，和我们过从并不密切的人，也是不会对我们慷慨到哪儿去的。我对他的死更感到的是荒唐——也死得太特别了啊……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参加的人不多，四十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