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蚂蚁，曹小娥，成了我们村的炊事员。村里弄过大蛋糕，开始办大锅饭。亩产十万斤，还不办大锅饭吗？据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政治比作大蛋糕，一个国家，各种民族，各种党派，各种人物头，几亿人，一个麦一道缝，一个芝麻三道棱，一个人一个禀性，利益点各不相同，要把大家拢在一起，不出事，长治久安，就要搞一个大蛋糕。蛋糕大了，利益就好分割，方方面面都好照顾；蛋糕小了，横切竖切，大家的利益都满足不了，大家就会有意见，就会闹事，就要眼红，就要造反，就要闹革命；反革命当权，革命是革反革命，革命者当权，再闹革命不就成反革命了吗？就像俺们村，双井有现成的万斤重的大蛋糕，香甜可口；这时不办大锅饭还等什么？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谁想吃哪一块，就切哪一块，大家在一个锅里搅马勺，更能提高觉悟和交流感情。吃了饭拍拍肚皮，就可以像野狗一样四处转游，没有家务，没有负担；因为没有家务和负担，家庭中没有经济利益，夫妻、妯娌、公婆儿媳之间，都失去矛盾点，家庭中也其乐融融，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当然，作为一个家庭，家庭中的妇女们，一下失去矛盾点，没得可闹，反倒感到寂寞和无聊，不习惯，不适应；但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也就只好这么活下去。总之，一切都来自大蛋糕，一个大蛋糕，可以解决诸多思想的、情感的、理论的、现实的问题。一九九五年秋天，两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王国的洋人，看了这本，出于对延津的好奇，探头探脑用公费来延津看一下，以解任何人对一个陌生地方的好奇心。他们来到我们村里，孬舅、猪蛋、曹成、袁哨、六指、瞎鹿、沈姓寡妇、曹小娥、白石头、白蚂蚁等，围着与他们说话。他们先问了一些人间趣事，然后大家开始问英国人。曹成问：英国最近怎么样，还是梅杰花心在哪里搞吗？他们说：还是他们在那里搞。这时瞎鹿提出一个问题：六○年时，英国是否也合了大伙？两位英国人对问题的跳跃和转向有些措手不及，迷茫地摇了摇头。瞎鹿不解：那时毛主席让合大伙，你们怎么不合大伙？弄得两位英国人也胡涂了：是呀，我们怎么不合大伙？

    大伙建在村正中路南牛家祠堂里。一个百米大锅，里边每天熬着热呼呼的大米粥。方圆百米的大米粥里，到处在冒着气泡。大伙房旁边，是一个有名的臭水坑。臭水坑有一亩半大，水很深，很黑，很臭，上边常漂浮些死狗、死猫、死猪的泡得发涨或腐去半边身肉的尸体。一九六○年这年，我两岁，因去看大伙房做饭，不小心曾掉到这坑里被淹死过一次。至今记得我那死去的灵魂，与一帮死猫死狗死猪的灵魂挤在一起，不舒服极了。大伙房除了熬粥，也做干饭、馍馍、枣糕、豆饼、捞面条、烙火烧、包子、饺子、馄饨等，但是每顿都有腌萝卜条。饭就是这些饭，但大家可以敞开肚皮吃。一到开饭打钟，大家听到钟声，每人拿一个碗盆，排队领饭。领了饭蹲在臭水坑旁边“稀溜稀溜”吃。大家吃饭时，伙夫白蚂蚁常用围裙擦着手，来到大家中间：味道怎么样呀？大家说：不错呀白蚂蚁。这时地主分子袁哨用讨好的口气说：

    “这疙瘩汤是怎么做的，面筋甩得像鸡蛋花，个个不沾连！”

    白蚂蚁：

    “别管怎么做的，反正是利口呗。”

    袁哨：

    “就是利口呀白师傅。”

    大家对白蚂蚁比较满意。但我一次偷看白蚂蚁做饭，发现他一边揉面甩面，一边拔自己的胡子，把胡子都插到面里了。另一个伙夫曹小娥，青春年华，长得如花似玉。她那鹅黄般嫩的脸，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至今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一九九二年这年，我利用公出私自拐到家乡一趟，在臭水坑边，又见到了曹小娥。我以为她已变得徐娘半老，皮肉松弛，口中有臭味，嗓子吵哑，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