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姐，我连这点权利也没有了吗。”

    父亲说：“这不是权利不权利的问题，我也想你妈，可你妈已经不在了，想也想不回来。杨阿姨现在天天给咱们做饭收拾屋子，爸爸有个头疼脑热她那么尽心尽力地照顾爸爸，可咱们这边老是把你妈的照片摆在家里，那这个家杨阿姨还怎么呆呀。人家给我带来幸福，我也得让人家幸福，我不能让杨阿姨和嘟嘟在我这里受委屈。你要是能理解爸爸，愿意配合爸爸，你就把你妈你姐的照片收起来，你要是不理解……那你就看着办吧。”

    如果父亲是强迫命令的口气，保良可能会硬抗到底，可父亲最后这句话，说得老气横秋，有气无力。保良看着父亲起身离去的背影，他梗梗的脖子，那一刻也突然变得有气无力。

    那天晚上保良收起了母亲和姐姐的照片，他把她们的照片从床头柜上拿下，从镜框里取出，压在了自己的床褥下面。

    收起了母亲和姐姐的照片，保良更觉得这栋宽敞明亮的房子，不是自己的家，今后也不会属于自己。他那时也真心实意地盼着能尽快考上公安学院，然后好住到学生宿舍去，一个星期顶多回家一次，和杨阿姨和嘟嘟她们，什么习惯合不合的，眼不见为净得了。

    那时候最理解他的只有李臣和刘存亮，还有刘存亮的女朋友陶菲菲。

    但李臣每天在夜总会上夜班，白天要睡一整天觉。刘存亮忙着找工作，也没时间与保良共鸣。他这个学旅游服务专业的，在这类需要服务技能的行业中，却反而不如学汽车维修的李臣，能很快找到一份施展拳脚的职位。

    唯一愿意，也肯花时间呆在保良身边，担任倾听者角色的，只能是那位刚刚相识不久的女孩菲菲。保良那时放学后总是不愿早早回家，总要在街上或者河边闲逛到天黑，菲菲便成了他的一个聊伴儿。保良几乎把自己的一切苦闷和思念，全都倾诉给了菲菲，直到听完菲菲充满同情的感慨与声援，心境才稍稍得以安定。菲菲还带他去了一家美容院，找那里的熟人在保良的左耳垂上打了一个耳洞，让保良把母亲留给他的白金耳环戴上。菲菲和美容院的师傅都说，现在男孩戴耳环可流行呢，更何况你戴这个不光图个时尚，也是对亲人的一份怀念之心。

    保良戴着耳环回家这天父亲很不习惯地看他半天，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也许因为保良自觉地收起了母亲和姐姐的照片，现在戴上母亲留下的这只耳环，似乎不便再加干预。但晚饭后保良听见杨阿姨在客厅里小声跟父亲搬嘴弄舌，说现在正经人家的男孩哪有戴耳环的，保良又不是搞艺术的，突然戴这个左邻右舍准会背后议论。半小时后父亲果然敲了保良的房门，进来坐在保良的床上，半天才说：保良，你一个男孩子，马上就要考警院了，耳环这个东西都是女人戴的，你这样怪里怪气，人家警院还怎么收你。保良不看父亲，说：我上学校就摘了。父亲又闷坐了一会儿，什么都没再说，起身走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保良仍然戴着那只耳环。嘟嘟突然对她妈说：妈，我也要戴耳环。杨阿姨说：学生哪有戴耳环的。嘟嘟说：保良就戴了。父亲马上替保良解释；啊，保良一到学校就摘了。嘟嘟立即说：那我上学校也摘了。杨阿姨看一眼保良，说嘟嘟：先吃饭，回头再说。

    保良匆匆吃完早饭，匆匆出门，他不愿和嘟嘟同路上学。他出门时听见杨阿姨在嘟嘟屋里训斥嘟嘟：人家有什么你非要什么，你妈没本事，买不起那玩意，你学点好行不行啊……保良听到父亲在劝，听到嘟嘟在哭。

    那天傍晚，保良和刘存亮和菲菲一起，在东富码头附近的岸边闲坐。刘存亮还在为工作的事顾自发愁，而菲菲的关注点则依然在保良身上。她说保良你戴耳环帅死了，你们家嘟嘟小姐真是有福不享，要换上我，跟你好还来不及呢，哪还能跟你呕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