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街。街上灯光昏黄，人迹稀落。有一些风，吹起他们的头发和衣角，刘存亮不由竖起衣领，左右看看，气馁的问道：“那咱们现在去哪儿？”

    半夜两点，他们找到了一家旅店。旅店的门前停满了外地牌照的货运卡车，能看出这是一家专供过往司机投宿的“大店”。李臣刚到省城时曾在这里住过一夜，知道在这儿可以租到三十元一天的小屋。

    他们在这样一间只有一张床铺的小屋里，挤着过了一夜。

    李臣丢了工作，保良和家里闹翻，刘存亮也没了住处，三个人全都郁郁寡欢。不过在这个不眼之夜，兄弟之间的更多安慰，还是一致地投向了保良。大家都是大人了，都懂得父子恶交最需要劝解。

    天亮时李臣和刘存亮熬不住困倦，横躺竖歪地打起了呼噜。保良跑到旅店公用的洗漱房里洗了把脸，没有毛巾擦就用手抹了一两下，便出门搭早班的公交车赶去上学。学校在省城的西郊，早操肯定赶不上了，但他必须最迟于八点以前赶上今天的疛一堂课。头一堂鄽是学习邓小平理论，这种政治课对考勤的要求最为严格。

    这一周每日照学出操、上课、自习、点名，保良别无他念。

    和往常不同的是，他就是在上课时也把手机转入振动，置于开机的状态。他在等谁的电话呢？尽管他心里不想承认，但偶尔电话响起，他看到来电显示并不是家里的电话或者父亲的手机时，就有一种失望的感觉。

    冷静之后，想想父亲那晚赶走他的朋友，一来不是全无理由，二来，也怪全情绪失控把父亲激怒。保良发现，很久以来，他和父亲之间其实并无沟通思想、处理分歧的有效渠道，平时很少把心里话倾诉给对方，也很少倾听对方的心情。

    保良的脾气虽然不及父亲暴躁，但个性上却遗传了父亲的死硬，即便后悔，也不愿主动向对手低头认错，也许父亲也在等着保良的电话，也许要保良向父亲认个错，父亲就会立即原谅他了，甚至都不一定让他再向杨阿姨和嘟嘟赔礼道歉，一切就都和好如初。

    但一周过去了，电话二十四小时开着，父亲没有打来电话，保良也没有打给父亲。父子之间好像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冷战，试看到底谁赢谁输。

    这一周保良倒是给李臣打了几个电话，也发过几次短信，关心他和刘存亮的食宿问题。从李臣口中保良得知，刘存亮住到他们餐厅一个服务生租的地下室去了，李臣还在打油飞，今天这里住住，明天又搬到那里。别看李臣来省城不到一年，结交的朋友比保良还多。

    因为在夜总会挣钱容易，花也就比较随便，如今欣然失业，李臣的手里，还真没多少积蓄。在电话中李臣表示，他还没想好下一步要干什么，他在娱乐得中每月三千拿惯了，让他像刘存亮那样，到一个餐厅跑一个月菜才挣五六百块，打死他也不干。无论自己人有业无业，无论身上有钱没钱，李臣但凡见到刘存亮时，多是嫌弃挖苦的口吻--五百块一个月，干什么劲呀，亏你还是学旅游服务出身的，也不嫌寒碜！

    李臣和刘存亮惟一的共同爱好--也不叫爱好--就是从兜里随手摸出些零钱去买彩票。体彩福彩不论，两元三元不等，权当无望中的一个希望，平庸中的一点野心。

    这一周的周末，保良不想回家，他和父亲的冷战，进入胶着阶段，互相都在坚持。晚上八点，保良再次来到“焰火之都”，在这家夜总会对面的马路边上，幽灵般地等着马老板再度现身。他设想了许多能让马老板开口的方法，软的硬的都有，连冲马老板当街下跪这种办法都在他脑子里闪过一次，也知道这招太过贱皮。

    也许因为和父亲的冷战让保良更加想念母亲和姐姐，所以找到姐姐的渴望比过去更加不可控制。他也不知道姐姐现在生活得好不好，想不想他和父母，是不是还愿意回来。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