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恳求，但父亲的态度让他放弃了残余的幻想。他走出系主任办公室以后发觉他的那身本来非常合体的警服变得衣宽袖大，与他瘦削的身材有些不符，就像是一件别人的衣服，让他偶尔借来临时穿的。他曾无数次想象过自己空荡荡的肩章上，经过日积月累，立功受奖，不断添加着星星杠杠，他想象过当那些星星杠杠终有一天超过了父亲，父亲将用怎样一种欣慰的笑容，代表陆家的家族与先辈，向他表达奖赏。

    保良回到了家里，带回了所有属于私人的东西，留下所有和“公安”沾边的物品，包括警服、校徽、公安业务的教科书和相应的听课记录。回家后整整一周，他几乎没有走出自己的卧室，连饭都是杨阿姨送到他的屋里。他在卧室里几乎听不见父亲的声音，听不见父亲说话，听不见父亲走路。父亲走起路来一轻一重，那声音很容易辨认。那几天，连杨阿姨也轻手轻脚，连嘟嘟都自觉收敛了喧哗，从家中窒息的空气里，保良能想象出父亲的脸上，该是何种表情。

    父亲不来找他，不和他说话。

    他是那么渴望父亲的脚步突然自远而近，突然敲响他的房门。他渴望父亲进来找他谈谈，哪怕狠狠骂他、打他、听他忏悔、听他痛哭。他渴望他们父子间能够面对面地，无论以什么方式，让这件令父亲蒙羞的事情就此成为历史，让这耻辱的一页，毁掉父亲的光荣与梦想的一页，就此翻过。

    但父亲不来找他，不想面对。

    一周之后，保良走出了卧室，走出了家门，走到了刺眼的阳光下，他仰头望天，想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疯了，已经崩溃，已经双耳失聪……他看见的太阳，依然光芒万道；看到的天空，依然碧蓝耀眼；他听到街上人声鼎沸，车鸣声咽。他的身体虽然虚弱，但四肢还能活动自如，器官感觉，敏锐如初。

    他顺着大街走，走了很久很久。

    从搬到省城上中学开始，他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以一个闲人的身份，以一个被社会抛弃的边缘心情，在大街上，在摩肩接踵的人海中，如此盲目地，随波逐流。

    他不知不觉，走到了李臣工作的台球馆里。

    台球馆里，顾客不多，啪啪的击球声刺激着保良的耳膜。他看见了李臣，李臣穿着深色的西服，和一个送饮料的服务员交待着什么，举手扬眉，一招一式，全都像模像样。李臣也看见他了，迎着他走过来，一脸惊讶：“哟，保良，你怎么来了，你今天没课?”

    那天晚上，半夜三更，在菲菲姨夫的小吃店里，鉴宁三雄喝得一醉方休，大家全都酒后失形。李臣狂笑不止，刘存亮则一醉就哭。说起鉴宁老家，说起老家那座红色的山丘，说起山丘上那座形同古堡的废窑，说起站在窑顶放眼滔滔河水的满腔豪情，说起背井离乡的孤独无助，衣食住行的艰辛不易，怎能不一怀愁绪，双泪横流，连李臣的笑声里，都含了一丝难掩的唏嘘。

    但保良没哭。

    保良也醉了，但他没哭。

    保良问李臣：“李臣，你现在最想要的，最最想要的是什么?”

    李臣说：“我最最想要的，是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咱也不知道熬到什么时候，才能在省城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现在每月挣的这点工资提成，有将近一半是他妈给房东挣的。”

    保良问刘存亮：“存亮，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刘存亮说：“钱!”

    保良说：“钱?就这么简单?”

    刘存亮说：“只要有钱，就有了一切，房子、事业、要啥有啥。你说吃了摇头丸想啥有啥，还不就是那么一会儿，药劲儿一过，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保良说：“不是有钱才有事业，顺序应该正好相反，只有事业好了，才会有钱。”

    刘存亮不以为然，他虽然醉了，但对金钱这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