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曾经谈到“写话”，谈到用普通话写，其中都隐含着作文中的言文距离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言文能不能尽量相近甚至重合；二、如果可能，应该不应该尽量相近甚至重合。显然，作文，提起笔，考虑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好，就不能不先想想这两个问题。问题相当复杂，不是简单的“是”或“否”能够轻易定案的。这里先从能不能谈起。

    有人说，言文分家是战国以后的事；之前，言文一致，说出来是言，写出来是文。这看法也许是对的，但也不免有疑点。《论语·述而》篇有“子所雅言”的话，这说明孔子并不处处用雅言；孔子是“从大夫之后”的上层人，尚且如此，平民之言就可想而知了。文当然是雅的，雅，就不免与俗言保持一定的距离。这距离是“质”的方面的。还有“量”的方面，当时记言工具笨重，书写困难，为减少困难，不能不求简。是“语”的集存，可是像《颜渊》篇所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似乎并不是原话，因为这样硬梆梆，近于失礼且不说，意思也显然欠明晰。原话可能是委婉而细致的，到书面上变成八个字，是记言者用了简化的手法。总之，就是在战国以前，言文即使很接近，也总没有到重合的程度。

    秦汉以后，言文分家，各奔前程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说到原因，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最简单的解释是文人好古，好雅；文言是古语，是雅语，所以一提笔就愿意“且夫”、“之乎者也”等等。这解释，好处是简单，也失之太简单，因为，文化之流向不能完全决定于一些人的爱好。就是说，还会有另外的甚至更有力的原因。我个人一直想，文言之所以能够独霸两千年，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方言过于分歧，俗言过于散漫，反而不如用文言之能够行远。此外还有一个不可轻视的原因，是学什么用什么，顺老路比创新容易。举例说，苏东坡的本事是从庄子、太史公等人那里学来的，写文章，你不许他仿、《史记》而限定仿宋人话本，他一定感到非常别扭的。

    不管怎样，反正文言独霸的局面已是既成事实；换句话说，纵观历史，可知言文并未一致。但这还不能证明言文必不能一致。就是就我国历史说，在文言独霸的中古时代以及其后，言文很接近的文也还有一些。一种是“语录”，这是和尚的创造。不久之后，以反对和尚自负的宋朝理学家也学了去，成为表现哲学思想的一种重要文体。一种是俗文学的讲故事，也是由和尚的“俗讲”开始。其后是民间艺人先学，讲史、说三分等，赚钱糊口，记下来成为“话本”或“平话”。再其后是不能上庙堂的文人也学，不讲而直接写，成为“三言二拍”、，直到、等等。可见，如果有必要，并且愿意这样写，言文接近甚至重合，至少在理论上，又并非不可能。

    五四以后，在这方面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言随着林琴南等老朽的入土而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白话”。白话，顾名思义，是口头怎么说，笔下怎么写。许多人努力这样做了；至于是否做到，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宽厚一些的认为可以通过，严格些的认为只是“像话”，而实际是已经走向建立另一种新文体。这个问题暂且放下，这里只想说明，言文一致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理想，例如叶圣陶先生就曾说过（我亲耳听到），写成文章，念，要让隔壁听见的人以为是说话，不是读文稿，才算到了家。

    达到这种境界容易不容易呢？似乎并不容易，因为有下面一些情况经常在扯后腿：

    （1）文像话，还必须以“话能像文”为条件，就是说，事实上有一种境界高的话，内容充实、明晰，语句简练、确切、有条理，流利而不轻浮，典重而不生硬，等等，可以充当“文”的样本。如果“话”不可能或极少达到此境界，则“文”之所以成为文，就应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