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逻辑，“救火”早该死亡了，所以不死者，只是因为大家都这样说，只好接受。大家都这样说，即所谓习惯。理容许类推，习惯常常不容许类推，例如你不能由“锁门”类推而说“钥匙门”，不能因为“好容易，好不容易”同义类推而认为“很高兴，很不高兴”同义。理不可靠或不十分可靠，只好学习惯；学习惯，除“熟”以外还有什么办法？上一节曾说小孩子学说话的情况，他们一不上课堂，二不查词典，自然更不讲语法，只是随着大人瞎嘟嘟，渐渐也就学会了，而且绝不会把“坐车”说成“车坐”。到他们已经说惯了“坐车”的时候，你给讲讲这是动宾结构，要动在宾前（可惜这条规律也不是处处可行），自然也无不可，但用处总的不大的。（2）析句，图解，如果真能够指导语言运用，我们就不能不想到一个问题，就目前的语法学水平说，有不少语句还不能分析，至少是没有定论，怎么运用？（3）假定已经定了论，成为明确的规律，我们总要承认，一切语法规律都是概括的（如名词可以用形容词修饰，并不说某一名词可以用某一形容词修饰），容许例外的（如主在谓前，容许主在谓后）。这样的规律，即使能下达，也常常不能判定某具体说法的对错（如“解放问题”错，并不是因为违反语法规律）。（4）有人问你，要答话，或者有点什么意思，需要写出来，你总不能先查核规律，而要出口成章，下笔成文，这当机立断的本事自然只能来自熟。（5）讲规律，不得不大谈结构的威力，其实，如“办事”是动宾，“办完”是动补，显然不是因为先辨清结构才能确定意义，而是因意义而判定结构。（6）解放初期，吕淑湘、朱德熙二位先生写了《语法修辞讲话》，就理而通于实用说，这是个创举，也实在做得切实细致，很多人认为确是可以作为治文病的良药。可是效果如何呢？三十年过去了，文病似乎并未显著地减少以至接近绝迹，《语法修辞讲话》尚且如此，其他未必切合实际的知识就可想而知了。（7）记得同搞语法的同志谈过不只一次，听话，看文章，碰到错误的说法，总是先直观地感到它不对，至于为什么不对，那要后一步，思索一下，才能说出这不合什么法，而更多的是不合习惯。这可以说明，就是在判定对错上，占上风的仍旧是习惯，不是知识。

    以上是说，在学习语言方面，知的作用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大。问题还不到此为止，因为过于强调知，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扩张地盘，侵犯熟。几个月以前，一个念业余什么学校的年轻人来，求我帮她分析一个文言句子。句子结构复杂，不好办，我就问她分析这个做什么。她说是老师要求全篇都分析，这样掌握了结构规律，学通文言就容易了。这位老师的办法自然过于极端，不宜于当作概其余的例，但它足以说明一种情况，是这样强调知，纵使并不有意地压低熟，也难免产生两种不可忽视的影响：（1）许多时间让分析结构占去，多读多写自然更难做到；（2）有时更严重，使学的人感到如坠五里雾中，越学越莫明其妙。

    那么，知在语言的学习中就毫无功用吗？据我所知，有些同志是这样看的，还常常举出理由，说司马迁、鲁迅等都没学过语法。这自然也是事实，不过我们也要承认，他们虽然不背法条，却由于精熟，心中自有未曾察觉的清清楚楚的法。一般人没有他们那样精熟，心中没有那样清清楚楚的法，拿起笔，从心所欲就难免出毛病。这毛病，可以只用熟的一味药治，但我觉得，为了收效快，效果稳定，总不如双管齐下，用熟和知两味药治。说到这里，有的读者或者要产生疑问，因为在对待知的态度上，我像是出尔反尔。其实，这里的问题还是前面谈过的两者的分合、轻重、先后的问题。开门见山地说，我的意见是这样：（1）在分合的问题上，只熟不知的办法不合算，多知少熟的办法不适当，合理的办法是相辅而行。（2）在轻重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