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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佛教与中国正统文学
要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病态①。八病说的理论基础是有关四声的知识,也就是“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至于四声的发现以及四声说的成立,据陈寅恪考证,是受佛经转读的影响。他说:

    --------

    ①避免八病,目的主要是求得平仄协调。据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考证:“其实‘八病’之说也非全出于沈约。……且据《南史》所载,也只有四病。

    我们想,沈王之时还是草创,以后愈演愈繁,到李百药才完备。”(中册389页)

    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pitc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ā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有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①

    六朝时期宣扬佛法,有导师,有经师。导师擅长唱导。“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②也就是用通俗的语言,随缘设譬,宣扬佛教教义。经师擅长转读。转读是用有韵律的语言歌咏佛经经文。“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

    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③慧皎《高僧传》为不少经师立传,说他们“响韵清雅,韵转无方”,“响调优游,和雅哀亮”,“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④至于经师转读为什么偏偏在南齐永明年间影响沈约等人创立四声说,陈寅恪认为:

    --------

    ①《四声三问》(《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③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④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建康为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故为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同居住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之影响,实情理之当然也。经声之盛,始自宋之中世,极于齐之初年。竟陵王子良必于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以前即已娴习转读,故始能于梦中咏诵①。然则竟陵王当日之环境可以推知也。鸡笼西邸为审音文士抄撰之学府,亦为善声沙门结集之道场。永明新体之词人既在“八友”之列,则其与经呗新声制定以前之背景不能不相关涉,自无待言。……(周顒)与沈约一为文惠之东宫掾属,一为竟陵之西邸宾僚,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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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慧皎《高僧传》卷十五《僧辩传》:“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觉。……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集第作声。”

    ②《四声三问》。

    由此可见,在南朝齐梁之际,沈约等人是受到佛经转读的启发,才提出四声的理论;然后把四声的理论运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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