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家中有一位山东老奶奶。当然，他们也带来新的格调，比如，说普通话的风气，这些学校不流行沪语与他们有些关系。他们的被服用品多半出白军需和供给制度，朴素里就捎带有特权的意思了。但总的来说，他们声色平平，要一直等到一九六六年夏天，这场革命起来，突然间，他们成了主角。就在某一天里，他们这些人，齐刷刷地穿上了军装，显见得是父亲的旧军装，领口有军衔领章的印记，洗白的布面，肥大的腰身和裤管，拦腰系一根皴了皱的牛皮带，臂膀上套着红袖章，上书“红卫兵”三个大字。此时，尚无派无别，“红卫兵”天下一家，像南昌他们，理所当然子承父业，带领起革命的潮流。平时不打眼的黄巴巴的小脸，骤然间容光焕发，个头都长了，也正巧是发育的年龄，精神受了鼓动，长势就蓬勃。他们一个个变得能说会道，而且言语风趣，连表情也生动起来。他们成了校园里的著名人物，辩论、批判、斗争、大字报，都由他们发起。就像一种遗传的秉赋，他们似乎个个是天生的政治家，把得住革命的脉搏，当然，也得天独厚，预先了解动向。每个学校都是这伙人起事的，提出的口号也差不多，运动的方式也差不多，所以，这无政府的时代，就好像有组织有计划地来临。很快，他们就将运动推广到校际之间。这些人，彼此好像是亲戚，又好像同属教派中的一门，一旦见面，只需言语几个回合，就对上口令，认识了。于是，这支军绿色的队伍很快汇合起来，到八月十八日那天，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这里的红卫兵也从大街小巷往人民广场奔腾，真的是滚滚的“铁流”。

    然而，这辉煌的一刻转瞬间成了历史，乾坤颠倒，他们的父母成了革命的对象。正合了那句话：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们创造的血统论，正好用来反对他们自己。于是，热情变为愤怒，但依旧保持着同样的激越。他们加入进大串联的人流，却是这盲动的人流中清醒的警眼。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北上，去到政治中心首都，希望在那里找到答案。可是，茫茫北京城，答案在哪里呢？他们去到中学、高校、研究所、政府机关看大字报，开始还有点新鲜劲，因大字报的章句口吻，就像是了解内情，所用的理论也很高深。可看多了，又觉得不过是口气大一些，这些墨汁淋漓的大字就叫他们看花了眼睛。他们在北京的校园里徜徉，北京的校园气魄可是大，如此辽阔，红墙绿柳，往来着的同样是军装，可作派却大不同。腰里并不系皮带，就这么松垮着，很显得潇洒。军帽也是有戴无戴，发式理成平头，说的普通话是清脆的。最重要的，他们往往骑着自行车，燕子般地剪着车轮，飞快地翩过去，忽又一刹，停住了，并不下车，只是一只脚点地，站一时。还有的，骑着骑着，后车架上忽跳上一个人，或者，一只手脱开把，人跳上了前车杠，斜坐着，再继续向前。革命的风度多么不同啊！他们大多有一些叔叔伯伯的关系，就寄希望在那里能联络上北京的同志。至于答案，他们似乎已经放弃，这京城有一种别样的气质迷住他们了。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宏大，堂皇，俨然所代表的历史的正传，恰是他们所属。他们去到那些国家部委里，看见他们所寻找的叔叔伯伯的名字，被七颠八倒地写在大字报上。倘若竞能够找到叔叔伯伯的家，又大多是空巢，小孩子都不知上哪里去了，院里边也有些着军服的少年人，骑着自行车从他们身边驶去，好像没有他们这些人似的，令人不由地畏缩起来，深感是来自远地的边民。结果，他们并没有和这政治中心联络上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一无所获，他们带回了一个组织的名字，就是“联动”。

    至多是两个月，更甚三个月之后，他们中的几个就被公安机关拘捕了。这段日子，被他们机密地称作“红色恐怖”。很奇怪地，这个危险时期没有让他们消沉，反而一驱而散前阶段的失意心情，甚至，从某种方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