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壳，一小块刻章的牛骨，其中最中他意的是一个军用水壶，他总是将它灌满开水，从壶嘴里喝水。后来他上了寄宿学校，这水壶自然也随身带去了。就是这样沉默无语，倒使他们像一对真正的父子，因为之间没什么额外的用心。看上去对他适应环境没什么推动，但实际是有好处的。他身心放松，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现实。这一年过去，他才人校念书，已经九岁，比同班同学要长两年，高出半个头。生怕他有心理上的障碍，所以下一年就让他跳一级，与同学拉近些距离。但其实呢？他并不怎么在乎这些，无论低一级还是低两级的同学，他都相处得很自然。他一旦走出那种自闭的状态，便呈现出他原本的性格，其实是开朗与活泼的，毫无一点乖戾之心。当他进入城市的生活之后，很奇怪地，过去的乡村里的记忆也全都回来了。不能否认，语文的学习也有助于夸大这记忆。于是，他就比别的孩子多一份见识，这使他在同学中间有了特别的威信，这威信再反过来促进他提高自己。在学校生活中，最可能提高的方式，就是读书。

    就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范围来说，陈卓然称得上博览群书。初中时候，他迷的是文学，他的作文是杨朔式的散文。接下来，他侧重到了生物学，达尔文的。再由恩格斯对达尔文的高度评价转向对马恩的兴趣。等到了高三年级，他已经读过《资本论》全本。先不说他理解到什么程度，只逐字逐句看下来，或多或少也是攫取了些东西。从他阅读的几个转向，一方面可看出一个青年从幻想走向科学、再走向社会科学的思想路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六十年代前半期社会的意识形态。等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离高中毕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手头的书本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于是，无可避免地，他卷进了运动。他参加的是保皇派，批驳造反派的理由是，其革命的实质仅仅是模仿。他用马克思的话说——“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他的理论很难说能让人真正理解，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敢肯定运用的是马克思的原义。可问题是，有谁能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谁能够将马列主义经典引入当下的运动？陈卓然就能！当下的运动一下子推向了遥远的辉煌的法国大革命，拓宽了背景，真是激动人心。在陈卓然公然打出的保皇派的旗号下，是比造反派更为彻底的立场，同时揭露出在造反派激进的表面之下，是墨守成规。所以，他其实是将保皇派的思想内容刷新了。年轻人是惟恐保守的，说到底都是名实之争。简单说，就是一场比试，比试谁比谁更革命。这场运动，无论它真正的起因是如何具体，落到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再落到这些尚未走进社会生活的学生中间，已经抽象成一场思想的革命。你可以说它是空洞和盲目，可毋庸置疑，它相当纯粹，它几乎是一场感情的悸动，甚至，带着审美的倾向。每一场大辩论，由一个政治观点发起，然后迅速过渡到词藻的交锋，变成美文的竞赛。而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无论是内中所批评的法国大革命；无论是“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布鲁土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凯撒”这些人名；无论是“制宪国民议会时期”、“宪制共和国时期”、“立法国民议会时期”的名词；再有那些来自欧式的从句结构，经由译文处理而成的长句，比如“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着柔皮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已死的拿破仑的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比如“立宪派公开组织阴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派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