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发现告诉别人，生怕别人笑话她幼稚，但她被这解释说服了。于是，在她心中，充满了慈悲的心情。她想，怎么为这些受苦人付出都是不为过的。

    第二年，医院里有医生护士赴云南滇缅公路服务，她以见习护士的身份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老师对她说。她目下的重要任务是学业，并且委婉地批评她，在医院里的服务占去了太多时间。老师说，抗战当然重要，是救民众出危亡，可民众的危亡何止这一时这一事，那几乎是与存在同时并行的。后来，数年过去，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毕业典礼上，从校长手里接过文凭，她忽然很感激命运的安排，倘若那年学校批准她去滇缅公路，她也许会成为一名虔诚，甚而狂热的膜拜主义者，而现在，她有了理性。

    毕业后，按规定在校实习一年，然后就进了一所教会妇产科医院。这所医院是英国人所办，有着严格的规定，所有的医生都是男性，女性护士则都未婚，倘要结婚就只能辞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医院曾有一度变为难民医院，为应对变故，原先的限制不得不变通迁就，之后亦相对松懈。等高晨进医院时，院内已有二三位女性医生。她们这些最早的女医生，当时与以后都没有婚嫁。在旁人看来似乎是为保存和延续医院的传统，事实上，各有具体的理由。有为事业或者上帝奉献；也有为要养育父母与弟妹，不堪增添家累；还有一位，纯然是职业病的缘故——终日目睹生育的苦状，已谈不上有什么欲望了。其实，不管何种理由，总起来就是一条，职业妇女的压力。高晨的未婚，哪条理由都沾一点：她有献身精神；有养育的责任，她毕业后就从姨母家搬出来，住进医院提供租赁的职员宿舍，和姆姆一起生活；对生育的恐惧是免不了的，但在她也还是适度的，可是，生活里终究没有出现一个人，值得她克服这一点嫌恶与顾虑的。所以，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没有遇上一个人。文化革命开初，像她这样，既是工商地主出身，勿论破落还是上升，又生活于有产者家庭，加上教会学校背景，总是革命的对象。被批判和斗争时，未婚这一点，是最让人诟齿的。人们浮想联翩，经过多种演绎与归纳，最后的版本是：这是一个美蒋特务，负有反攻大陆的使命，由于纪律限制，她不能够与共产国家的成员结合，所以不得不保持独身。虽然怪诞可笑，但这年月有的是这种荒腔走板的故事，由不得人不信。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离事实多远，却也是涉及到隐私，足够受侮辱的。这时候，还是多亏了姆姆，绍兴人多有着山地人的耿脾气，她又是个一无所有的人，称得上赤贫，你能拿她怎么样？不管是单位的造反派，学校的红卫兵，或者里弄里的野蛮小鬼，凡是上门都是由她出去对付。要带高晨去批斗，她则跟着，一路和人辩着。门口不论来人贴什么，她都有胆量撕掉。

    她们住的是一幢洋房，最初是医院为医护职工一并租赁下来的，后来有的迁出，有的晋升职位住入独立成套的公寓，也有的自行与人交换调节了住房，至今，本院的职工所余无几，多是不相干的住户。高晨依旧，住二楼的一间。房间素朴得像一间病房，或者说修道室，墙是刷白的，地板，也让姆姆用碱水拖得发白，床上铺着白单子，门后面挂着她的白大褂。除了几架书，几把桌椅，再无其他用物。墙上有母亲一张遗像，本来还挂着她的毕业证书，证书上的徽样，藤蔓枝叶的边饰，以及木质镜框的纹理，可说是房间内唯一的一点色彩，可红卫兵抄家给没收了。相形之下，姆姆所住的内阳台倒有几分俗世的热闹。床上的被褥印着喜鹊闹枝的花样；柜子上支着镜子和梳头匣子；吃饭的饭桌上摆了几个青花瓷坛子，盛着豆干，咸菜，于是，空气里便充斥着一股霉腌的气味；姆姆买来的碗盘，粗磁面上画着小人儿，牵了风筝，或者捧了鲜桃。也是靠了她的姆姆，高晨才和邻里间有了些往来，而不至两不相干。姆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