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代文明发展史在这一块地方，是遵循规律，从自身发生的，和四周围不同。四周围的地方是一夜之间，河滩变马路，纤歌改弦，唱成电车的叮哨声。所以说，在这个奇情异志的城市，只有这里，一小点的区域，称得上草根社会，有“故土”的概念，阿明就是这地方的人。

    大约是高祖一代，是浙江南浔缫丝业的中等商人，曾经兴旺过。但到上世纪末，蚕茧歉收，日本丝业急起，同行倾轧，几起几落十数年。曾祖父将缫丝厂移到上海，不料却遇直奉战争，收上的生茧运不出来，积压在桐乡栈房，一场大火燃去十之八九，终告破产。凭多年丝茧业内的人际关系，曾祖去到一家新崛起的丝厂应差，然而，在这机械化的近代丁厂，他历年的经验派不上用场了，只能做一些杂务，收入也平平。好在他半生在生意场上，见得多，就也想得开，只求老小平安，衣食饱暖而已。底下一辈的孩子，他统只供到高小教育，识字和计算，然后送去学生意，靠自己奋斗在社会立足。最初时，他们家住一幢弄堂里的洋房，几经变迁，就四散了。

    待阿明出生，祖父母是独自住在露香园路。几个叔伯，一个读哈军工毕业留在了东北；一个住上海西区，是婶娘家的房子；还有一个就在十六铺一爿红木店做店员，住也是在十六铺；阿明的父亲呢，则在粮油公司做会计，方才说过，他们家住陆家浜路的弄堂。职业和身份都相距甚远，所以也很难判断出祖父是做什么的。在阿明眼里，祖父就是一个老头，养了一只画眉鸟，每日喝几两绍兴花雕，夏天的晚上，在门前用自来水浇一块凉森地，放一张竹躺椅，与人说说掌故。在南市，尽是这样的老头，身后都带着一串来历。那来历大体上总是，先前发迹过，然后世事不济，败落下来。所以，在这里的历史气氛中，就又带着衰微的迹象。也因此，这里的历史感是让人感到压抑的。但是，阿明的母亲，却是一个新型的女性，她毕业于中华职业学校初级班，学商科，和父亲在同一家公司做事。父亲年长母亲三岁，同业同事，生相也很登配，很自然地，就有热心人牵线，结为夫妻。然而，事实是，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很快就表明这桩婚姻并不合适。

    阿明的母亲属于那类公司职工自发组织国庆或者春节联欢会上，参加歌咏表演的积极分子。她曾经写过几份入党报告，甚至有一次，已经填了申请书，可结果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被考虑。父亲也说不上有什么问题，只是与几家小粮食厂的老板有交情。交情也谈不上什么大交情，不过是在一起喝酒，吃饭，收受一点小恩小惠，就给人留下“过从甚密”的印象。“三反”“五反”时受了审查，虽然没查出什么实质性问题，但却生生耽误了妻子的入党。母亲闹了一阵子离婚，又报名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其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腹中还怀着阿明的妹妹阿援，她表示随时可去堕胎。但又不单是因为这，身份，年龄，家庭，儿女，因为什么都不可能批准她，只得作罢。夫妇之间，从此有了裂隙。从此可看出，父亲是个没什么志向，也没什么心气的人，母亲却相反。所以，这两人就不止是性格不同，而是涉及到人生观的大方向了。大人的事情，小孩子认识不到很深，因为与生俱来，就全盘接受，以为本该如此。在阿明他们，习惯了父亲是屈抑的，他对母亲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有什么要做的吗？”下班回家，星期日起床，饭后睡前，总是那一句话：“有什么要做的吗？”有一回，阿明放学回家，推开门，不料父亲已下班，坐在天井里吸烟。听见门响，以为母亲回来，敏捷地一掐烟头，转身道：有什么——看是阿明，他愣一下，就像是依着惯性，坚持把下半句话说完——要做的吗？但脸上的表情却变得戏谑了。阿明发现，父亲其实有他的风趣，只是被母亲压抑住了。

    母亲的声色覆盖了整个家庭，但也幸好如此，他们的生活才由此变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