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南昌城里开了厂，甚至九江还有一个专用码头；但如此繁荣的景象，我却并没有看到，在我出世的日子里，看到的是夜半从盗贼劫抢中脱身跑来报信的乡人；歉收求告减免租金的佃户；工厂起火，彻夜不灭的血色天光；讨债的人在门厅里吃大户；还有一场瘟疫，家中的鸡、鸭、猫、狗，统统宰尽，抬到城外焚烧，家中日日夜夜燃着成片的红烛，祭的是何方神圣，我亦不明了，但那气氛甚是阴惨可怖；我还看见什么？父亲沉浸在回忆中，南昌等待他继续，有好一阵静谧。我还看见，父亲接着说——妻妾成群，鸦片灯的昏黄的亮，在花厅后面一间厢房内，有祖父的一口金丝楠术棺材；有一回，我们堂兄弟玩捉迷藏，一个堂哥不知怎么会躲进棺材里面，过了一天一夜才想起找他，早已经憋死；人们到底也想不明白，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是怎么搬开棺材盖，躺进去，然后原样盖好，却没有再顶开来；这个记忆一直在我心里，南我的感情，心智，知识，培养着壮大，壮大成一个象征，象征着什么？就是那个，你们课本上学习过的，方烈士的“可爱的中国”——这就是我所位居的阶层，破落的地产，脆弱的原始工业——小资产阶级，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

    ——我在家塾略读了些四书五经，又上了公学，然后接触了“新青年”，“新小说”，“新社会”，再又开始学习俄文……我的知识结构是杂糅的，植根在旧的里面，又逢新的雨露，保守主义出发，再走入激进政治，于是，产生革命；革命，是什么呢？真是朗朗乾坤啊！那抑郁的阴霾，忽然间烟消云散，可是——可是什么？南昌小心地问。父亲无语。革命很艰苦？南昌问。父亲无语。很复杂？父亲依然无语。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南昌以前所未有的温和语气说，他很想帮帮这个人，这个他称作父亲的人。父亲又开口了，却离开了革命的题目，另起一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尴尬的处境，倘若是没受过教育，懵懂的人，他对生活，人生，是无条件服从，南此产生信仰，信仰他所遭逢的一切，信男信女，就是这类人；倘若是一个对世间万物有了彻底认知的哲人，因为了解，他亦会有信仰，信仰他的真理；而我，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见了，又看不全，世界有了轮廓，却没有光，你渴望信它，怀疑又攫住你——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病，南昌说。父亲一笑，也是讥诮的，奇怪的是南昌并没有生气。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父亲说，讥诮的。南昌还是没有生气。你们什么都知道，父亲说。并没有，南昌温和地反驳。你们有一个知识系统，是以语言文字来体现的，任何事物，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一旦进入这个系统，立即被你们懂得了。你指的是教条主义？你看，你又懂了！这回轮到南昌无语了，他听出这不是夸奖，却不知批评的是什么。在我们做青年的时候，一切都是模糊的，像漫流的水，然后，渐渐有了，轮廓，是啊，是啊，我们把轮廓交给了你们，却没有光，没有给你们光，因为我们也没有。南昌忽然插言道：我认识一个人，一个医生，她告诉我他们当年的校训，叫作“光和真理”。父亲笑了，这回笑得比较有诚意了，他说：医生，是个好职业，你将来就做个医生吧，先来医治我，你的父亲，你父亲的抑郁病！南昌无语。

    南昌出门，下楼，推出自行车，上了车。是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的相交之际，梧桐树落了叶，裸出粗壮的枝，树身上的图案，直射的阳光炫了他的眼睛。街道上的人似乎少了许多，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青年们相继在离开，但他感觉到这城市的静谧，使它变得庄严了。他想起陈卓然关于“小市民”的观点，他承认，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隐匿。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偻型，弯曲街角的微妙处理，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索。他就要离开它了。他刚刚有些尊重它却要离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