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听了不由难过，父亲似乎变成了孩子，需要他的怜惜，其实是他长大了。有一回，他翻箱倒柜找一件上装，找得火起。父亲也随着他忙活，不时递过一件，接过来看看不是，又丢开。他看见父亲的眼睛，竟然有奉迎之色，于是歇下手不找了，心想丢就丢了吧。不料大姐下班回家却提着这件洗白了的军装，原来是晾晒在窗外掉下去，被人拾起放在信箱上失物招领。他要是出门去陈卓然那里，这些日子，他的朋友只剩一个陈卓然，他在陈卓然那里待得忘记时间，回家晚了，便会看见父亲房间亮着灯。他很想进去说一声“我回来了”，却是没进去，只是重了手脚，咳嗽着，表示人已回来。果然，不一会儿，灯就熄了。就这样，琐细之间，父子间养成了一些尴尬又酸楚的亲情。

    这是一个少有的温馨时期，在他们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似乎是，事情已经坏到头，反而局势明朗，所以，就也安全了。有主张的大孩子都离了家，只剩下几个人事不省的，晚饭桌上，半懂不懂地说些外面的世道，很引人发笑。有一个星期天，父亲甚至携全家去了一趟动物园。对于这个常年处于动荡不安中的家庭，是破天荒的出行。在北京时，南昌有过几次游玩，都是随父亲的公务员，后来就是跟随学校组织的活动。所以，这一次活动就显得很隆重。日前，大姐就准备了水果糕点，一早起来又将开水冲满几个军用水壶。水壶分给各人携带，食品装一个草篮，由她提了。父亲建议带上望远镜，但不知抄家有没有抄走，柜子里找了一阵，竟然还在，就由南昌拿着。父亲告诉说，这架望远镜是在苏联买的，在莫斯科时，他和他们的母亲常常看歌剧和芭蕾。为避免一家人出门招人眼目，大姐让两个小的先结伴走，其次是南昌和父亲，大姐压阵，也是负责关门关窗的缘故。他们三批人在公共汽车站聚合，依然装成不相十的陌生人，互不搭讪，只用眼睛看来看去，生怕走散。一直到各自买了门票，走进公园，大姐喊了一声，就像集合令，看走在最前面两个小的转身飞奔过来，南昌都有些兴奋起来。他们一家团成一堆，走在公园的甬道。又是深秋，树叶已经凋零，裸露出粗壮的树干，树身上的白与褐的斑纹显得分外明目，枝权有力地划在蓝天，也是明目的。他们真的像一家人，本来就是嘛！他们这一团人又松散开，妹妹们跑去看路标，然后跑回来报告，哪条路通往哪里：猴山，熊山，孔雀馆，水族馆……动物的腥臭已可嗅见，那些受欢迎的动物前的路径几乎是簇拥着，多是阖家出游。大时代的夹缝里，小民的快乐从不曾湮灭过。

    中午，在公园餐厅吃饭。偌大个餐厅，挤挨着无数张方桌和圆桌，菜碟与汤盆在人头上传递，四处是叫喊点菜催促上菜的声浪。因为人多，是不是一伙的都拼挤一张桌，就这样，还排起长队。和他们一家拼桌的是几个东北人，出差来上海，很豪爽地将啤酒斟在大碗里，还请父亲同饮。大爷——他们这么称父亲，两个妹妹就直笑，大爷，干一碗吧，也是有缘。父亲竞也喝了几口，然后将碗传给南昌。他们这才看见南昌，称他兄弟——兄弟，和大哥干一碗！聊天问，知道他们是长春汽车厂的技工，大姐便也代表全家报出身份：钟厂的学徒工。他们全是第一次来上海，对这城市有着无限的好奇。他们问为什么公共汽车停靠站时售票员要奋力拍打车壁，又问半两粮票能买到什么？菜为什么都是甜的？一进口，后脑勺就发麻。但这一切他们都能接受，唯一的意见是不该把孩子叫成“小人”，因“小人”指的是卑鄙之徒，不可用来蔑称孩子。北地的方言自有风趣，人又是热心肠，再加喝了酒，饭桌上的气氛甚是高涨。饭毕出来，都有些不舍，握一阵手方才告别。午后的太阳暖和许多，又是饭饱，父亲就有些懒散，意兴略有消沉。于是，南昌陪着在树下长椅打盹，大姐带妹妹们看一种名叫“山魈”的奇异动物。父亲小寐一阵，睁开眼睛，只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