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哪种问题只能传达到哪个范围，那么她的问题自然不便于传达到她这个范围。但吴妈（不，她又成了司猗纹）——司猗纹心里明白，对于革命阵营内级别不低的首长来说，用人政治方面的可靠比业务方面的内行更为重要。

    现在她正站在黑板前、讲桌后。她面前是背手端坐的小学生，她正教他们读笔顺写字。

    “横、竖、勾、撇、横、横折勾、捺。”

    “撇、点、竖、竖勾、横折竖、勾。”

    她抑扬顿挫地朗读着这些不连贯的代表着汉字笔顺和形象的汉字，就像在朗读自己解放的颂歌。至今司猗纹每每回忆起她和孩子们的那些朗读，还总觉得那是她一生中最纯净、最美好的日子。虽然短暂，但印象深刻。从孩子们的眼光里，从那些听课老师们的眼光里她得到的安慰胜过了她一生中所有的安慰。放学后她捧回一摞摞作业本，在饭桌上摊开，一手握笔一手随便抓点什么吃着，彻夜批改着孩子们的作业。她字迹秀丽工整，批语准确。她还提倡孩子们读好书，她最提倡的一本课外读物就是《红孩子爱红旗》。

    也许就是从那些信赖的眼光里，从自己那秀丽工整的字迹里，从她提倡的《红孩子爱红旗》里，司猗纹看到了自己更光明的前景。她觉得已经彻底“站出来”的她自己，能力远不是这些“横、撇、点、捺”，远不是手下这摞作业本。在那个童声奶气的小天地里，她应该是班主任，应该是教导主任，应该是校长。对，权且就先是校长吧。她决心和一位刚脱下二尺半军装、把“孤注一掷”念成“抓住一扔”的军转干校长较量一番。那工夫她像是着了魔，为了表现她的领导才能，她甚至时时事事抢先，抢先到有点可疑地走在校长前面，提前进入了“角色”。但是她失败了。她不仅没有占领这块在她看来也许是鸡毛蒜皮的天地，就连站在黑板前的她也消失了。她再次得到一个大信封（比上次厚些），回了响勺胡同。信封里是她一年的薪水，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天。

    她沉默了，或者说暂时强迫自己沉默了。她从前是什么现在还是什么。从前是一个家庭妇女，现在仍然是一个妇女在家庭中；从前是一个单个儿，现在还是单个儿一个。

    一个做过大奶奶的家庭妇女没有从那个大奶奶所在的家庭里站出来，因此她最惧怕的是“家庭妇女”这四个字。

    庄晨送来眉眉的那天就勾起过她的无名火。

    现在她又面对“站出来”这个口号了。这口号使她忽然觉悟：原来最应该和这场运动亲近的还是她，而运动的对象应该是扔给她大信封的范同志的丈夫和范同志，是那个把“孤注一掷”念成“抓住一扔”的校长。现在他们叫什么？他们叫黑帮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叫起来方便最近已简称为走资派。原来不允许她站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是他们不许她成为一个劳动者，不许她把一颗热忱的心奉献给新社会。原来世上的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目前黑帮、走资派既然已划定范围，范同志和她丈夫以及那“二尺半”校长，说不定早就被刚才走过的那些小将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了。和时代同步的和前边那些红绿颜色同步的原来还是司猗纹。她感谢这个小铺这个脏桌子给了她启示。

    前些天她还一边听着隔壁院里一位达先生的惨叫，一边魂不附体地从她那带廊子的大北屋搬进南屋，等着小将们也来抄她的家然后也把她踏上一只脚呢。原来她错了，既然那北屋，那北屋里所有家具，不应再归她所有，那么她就应该让它们走得光明磊落，这才是“站出来”做事的一种气概，一种气派，一种气势。

    由小铺回家的路上，司猗纹又走过了许多被堆放在胡同里暂时未能抬走的家具。司猗纹想：笨。她诅咒着家具，也诅咒着那家具的主人：笨。她知道这些家具都是在小将们对其主人制造过一场腥风血雨之后被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