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丽特二世万岁！”聚集在王宫广场的两万名丹麦市民沉浸在悲喜交加的情绪中。这时新女王的丈夫亨里克来到阳台上，彬彬有礼地吻妻子的手，对她表示尊敬。这一事先并无安排的举动感动了成千上万的国民，他们把这看成是自豪、感激和信任的标志。这描写令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尽管我奶奶不是女王，可我爷爷在人前人后实在是对她缺乏起码的尊重。如果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会厌恶我爷爷终生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小将到我家揪斗我奶奶时，我爷爷将我奶奶护在身后，和那些小将大打出手。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时我爷爷邪劲十足，只几分钟便将数十名小将打倒在地躺了一院子。后来我爷爷就是因此被红卫兵打死的，慢慢地，你一皮带、我一拳头地被打死的。不能不说我爷爷是为我奶奶而死，他一生不会去吻我奶奶的手，但他却能不假思索地为她豁出生命。若是我爷爷早死二十年，或许他也会被安葬在烈士陵园这苍松翠柏之间的，他本来就和长眠在这里的人们是一代人。也许这是我亲近烈士陵园的另一个原因。有一回我听说陵园管理处因为经济效益不好（参观者一向很少，门票才五毛钱一张），欲在园内辟出一块地方开办歌舞厅，顿觉怒火中烧。幸而此设想被陵园的上级主管——省民政厅及时否定，陵园才得以继续一如既往地庄重和清静。

    当我来陵园的次数多了，我还发现这庄重和清静吸引的不止我这样的人。这个中午，我坐在墓碑前读着一本闲书，有一男一女从我眼前走过。他们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们与这园内的一切格格不入。女的20岁左右，身材臃肿，卷发湿淋淋（保湿摩丝所致）地堆在耳边；脸上涂抹着很厚的劣质化妆品；一条黑呢长裙，裙裾上缀着一些金属亮片。男的30多岁，头发上明显地蒙着尘土，穿一身棕色西服，拎着大哥大包，像来自乡镇。他们渐渐地走近了，一路说着话。我下意识地低头把视线落在手中的书上，却分外留意着他们的声音。我听见女的说，二十不行。男的说，门票和可乐还是我买的呢，再添五块，二十五。女的说，五十二你也是做梦。男的说行了吧，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脸。女的说那你别跟着我呀。可是那男的还是跟着那女的，看来他是决心在价格上作些让步的。

    这一男一女，借了这里的苍松翠柏僻静安宁，就光明正大地走在烈士的墓道上谈着皮肉生意。他们走着“嚼清”着，行至墓道尽头停住脚犹豫着，像在选择合适的交易地点，又仿佛价格还没有最后谈妥。过了一会儿，我抬头向墓道尽头张望，那里没了他们。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身后一阵窸窸窣窣，我转身向后看，原来那一男一女绕到了我身后的那条墓道上。借着墓碑的遮拦，透过低垂的柏枝的缝隙，我看见这一男一女选择了一块枝叶掩映的墓基，在距我仅五六米的那块地方，巴掌大的梧桐叶片几乎将那座墓遮住一半。然后他们做了他们想要做的：在阳光下，在那座光洁柔润的汉白玉烈士墓上，女的撩起裙子四仰八叉，男的将脖子上那根廉价的“一拉得”领带转到脖子后头，便扑在女人身上。然后女人站起来数钱——大约比五十二要多，男人头也不回地走了，他那根领带——转向脖子后头的领带也没顾得再扭到胸前来，这使他的背影显得滑稽而又愚昧。我很惊奇我居然能注意到这个细节，很久以后，当我看到街头小商店挂着的那些“一拉得”领带，还能清晰地想起那个领带耷拉在后背上的脏头发男人。

    我羞于将这件事说给任何人，包括我的丈夫。只想着当时我若冲上去突然向他们大喝一声该会有什么结果。我千百次地想着冲上去，可生活中的我并不是冲上去的那种人，我不是我的爷爷。

    那个中午，当那一男一女离开后，我很想走近去看一看那是什么人的墓。但是一种气味和颜色阻止了我；不洁的，丑陋的，浊恶的……我坚信我嗅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