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睡在黑石头村土地庙的铺板上，我充分体会到了什么叫“盖着大胯骨”。我知道了我的胯骨在哪儿，我由衷地恐惧这种“盖着大胯骨”的日子。我还想起1958年的那天深夜，当我母亲从小高炉上回来，把我从床底下拽出来摇晃着我，对我说的生活艰难的那些话。现在我冷着，手脚和耳朵长满冻疮。沟壑里的野风恣意地呼啸着钻进破门破窗，像刀子一样削我们的脸，我们的脸生疼生疼。这种刀割似的疼痛一直延续到我长大，有一回我和我丈夫开车去五台山玩，台怀镇上那些卖刀削面的铺子，那些做出种种花样儿，表演一种“噌噌”地削面进锅的把式让我的脸和我的身上一阵阵跳疼。那不是刀削着面，那本是风割着人肉啊。人肉割尽，剩下的就是骨架子，我看见了我的白生生的胯骨。

    我冷着，冷使我初次真正明白了我母亲的不容易。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抱住她，我对她说，我再也不讲那个故事了，那个午睡起来登上一座高山的故事。我以为我母亲会有很强烈的反应，似乎许多年来她盼的就应该是我这样一个知情达理的表态。我的这个表态，对我母亲来说甚至应该有点雪中送炭的味道。但是她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她只是没头没尾地对我说：“反正是没有证据的，你记住。”我立刻明白了，以我的分析能力，我有能力弄明白我讲故事的徒劳，儿童式的幼稚计谋吧。即使我像“文革”中盛行的“天天读”那样每日每时地讲下去，即使我讲的不是上山，就是上了一座滑梯就是向陈非伸出了手，证据呢？谁看见了？即使有一个××小朋友看见了，谁来为我判罪呢？法律不会为一个5岁的孩子判罪。我的母亲，其实她早于我明白了这一切，因此她已不在乎我是否还要继续把午睡起来上山的故事讲下去。现在她冷，冷压倒了一切。冷后来使她成了一个终生的热爱棉被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母亲重返北京路幼儿园，并很快升作园长。老师、阿姨大部分都已换了新人，新颜旧貌一同呈现在人们眼前，我母亲感慨万端。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我母亲自觉她苦难深重，她必须说话，她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伸冤报仇宣泄自己。在这个时代我母亲仍然选择了1958年陈非的死，因为幼儿园新来的老师和阿姨都曾向园长提及园内为何不设滑梯。这正好给我母亲提供了机会，她在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上讲述30多年前那个倒霉的下午，她不再提及陈非手中的英国铁皮猴，她只说堆在滑梯下的那堆废铁。她说这分明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荒唐导致了一个孩子的死。假如没有大跃进，幼儿园就不会大炼钢铁；假如不大炼钢铁，滑梯下的草坪上就不会有废铁堆出现；没有废铁堆，就算一个孩子不慎从滑梯上摔下来，也并不意味着非死不可。我母亲的听众都认为她的分析是深刻的，这是一个荒唐时代才有的荒唐悲剧，所有的人由此更加庆幸那个时代的终告结束。我母亲并且以此教育年轻的教师，幼儿园工作的中心只有一个，便是一切以孩子为中心，因为孩子是一个民族的未来。我决不想说我母亲在讲假话，可我又知道她说的不真。陈非死于我的妒嫉之手，这件事却可以和每个时代紧密相联，惟独与我无关。我真不知这是上苍对我的厚爱，还是上苍对我的调侃。我慢慢长大起来，有时我憋得难受，我很想和我母亲摊开此事，但我们之间注定没有共同面对此事的可能：或者我也想临阵逃脱，或者我母亲也想终生回避。

    我慢慢长大起来，知道了我母亲孤身一人的诸多苦恼。我很想让她组织一个家庭，找个好脾气的男人。可我母亲是个有传闻的人，许多人都知道她曾举刀砍断过前夫的手指。谁敢指望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呢？我母亲似乎也深知这点，她曾对我说过，要是再结婚，她还是跟我父亲最合适。可我父亲早就有了新家庭，并且他的新生活也不像我小时候和我母亲诅咒过的那样“好不了”。他的新家庭挺好，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