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暴发起来的各色乡间人士，都时时影响着棉农的心思。我母亲自然想不到这些，手握一本棉被账簿，也许换来的是她心里的踏实，甚至可以说，那是一本她随时可以把玩的、比棉被本身还要确凿的温暖事实。有一天我回家看望我母亲，见她正在家中那间30平米的“棉被屋”门口，冲着半开半推的门一阵阵手舞足蹈。拳打脚踢，却原来她在试图把一床新做成的棉被塞进屋去，而那屋中的上下左右，棉被和棉被拥挤着已然没有空隙。我叫了声“张美方妈妈”，我母亲扭过脸来。她满脸是汗，头发上沾着棉花毛；她神色慌张，一副心永远塌不下来的样子。棉被们就在她的身后汹涌着，仿佛随时可能奔腾而出将我的母亲淹没；又仿佛我母亲已经生活在一个火药库里，只需一点点火星，那膨胀着棉花的房间就会爆炸。可我母亲她仍然顽强地和手中那条新棉被搏斗着，她推揉它挤压它，妄图将它塞进屋去。我深知她这一辈子是宁愿叫棉花淹没也不愿再叫寒冷淹没，我上前帮了她，两个人的力量终于使那条厚墩墩的新棉被进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