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逛到一家被服厂，砸开窗户跳进一个大房间，打开手电照照，才知道他们是跳进了一间军服仓库，不知为什么这仓库竟没人看守。我丈夫他们心血来潮便开始偷军装，几个人往返十几趟，折腾了大半夜，扛着大包袱出出进进居然没被发现。我丈夫说现在他就盼着哪家电影厂拍“文革”当中军队的大场面，他们家地下室里这点儿老式军装足够装备两个营的吧。我对他说你真敢把军装交给电影厂？我丈夫说当然不敢了，没告诉你发现了就是错误了么。他说其实偷军装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想到拿它干什么，偷就是好玩，好玩就要偷。谁知道现在成了负担：又不能当礼品赠人，自己又不能穿，一把火烧了又怕目标太大。这些老军装存放在地下室，它惟一的意义似乎就是能告诉你“文化大革命”是真的，这一摞摞永不见天日的军装就是证明。

    我丈夫滔滔不绝地对我说着，我望着他那虽然瘦小却充满活力的身子，心想绿林也未必都是彪形大汉一脸连鬓胡子，绿林也有如我丈夫这般小巧玲珑之人。他身上流着绿林的血，这或许是他能在80年代末期发达的重要根基，我望着他那瘦小却充满活力的身子，心中还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因为我发现这世界上不为人知的事件太多太多，仅我丈夫的一只百宝箱和他们家地下室那几摞永远拿不出手的军装，就包含了多少隐秘啊。这些陈年的隐秘似乎冲淡了我在5岁的那个犯罪事实，和他们这些事相比，我在1958年那个下午的失手（我开始有意把我向陈非伸出的手形容成“失手”）当真那么沉重那么真实么我当真向一个同班男生的后背伸出过手么？

    我想念我的丈夫，为了他向我暴露的这一切。从前我们做爱时我总是莫名其妙地紧张，现如今我慢慢学会了放松自己。我欣赏我的放松，放松能使我身心愉悦；我欣赏我的放松，我只有放松着才顾得上欣赏我的丈夫。我承受着他那并不沉重的躯体，我像一株树那样听凭他在上边攀来爬去。在他的身子下边我感觉不到风险和不安，我和他本是差不多的人，都不太光明，可也坏不到哪儿去。我想为他生个孩子，好好过我们的让许多人眼热的生活。我知道我丈夫频繁地在我身上劳动也是急着想要孩子，我们俩一有时间就做这事。我早就不工作了，我丈夫说过我用不着出去工作，我应该呆在家里生孩子，养孩子，享福。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孩子，我们去医院做过检查，我和我丈夫都没问题。究竟是为什么呢我几乎不愿想下去，因为我觉得我又拐到了1958年那个不可言说的下午：一个孩子死在了我的手下，上苍便不屑再赐孩子于我了吧？我偷着想，我偷着思量这久远的惩罚终于来临了：他们不让我有孩子。

    我丈夫近两年开始疏远我，我自嘲地想他这是爬厌了我这棵傻高的直挺挺的大树，一棵不能开花结果的秃树。这时我才发现我不仅想念我的丈夫，我其实是爱上他了。结婚十几年来，不是没有男人想对我好，但他们顾忌我丈夫的钱和势力，不敢对我怎么样——假如我想对他们怎么样倒是可以的。但我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放在了我丈夫身上。我为他而打扮，投他所好，渴望引起他的注意和欲望。他却不再注意我，他在外边女人很多。他只是不断送给我比较贵重的东西，以此来安抚他的良心。每当他送我重礼时我就知道他又有了新女人，我名下那些礼物的件数便是他的女伴的人数。我感觉到他也许会同我离婚的，那些女人都有可能怀上他的孩子。我怎样才能引起我丈夫的注意，怎样才能让他重新正视我的存在？像我这么一个连孩子都生不出的女人。前些天我发现了一个机遇，这机遇恰恰又不可逃脱地联系着1958年那个死在我手中的陈非。

    陈非的父亲，当年那个印尼华侨，“文革”中他曾被当成美国特务抓了起来。“文革”结束后，这“特务”的伯父在美国去世，他便去了美国继承了一点儿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