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不来又怎么样。韩桂心说记者最好别来了，事情有些麻烦。我对韩桂心说记者不会来的，因为我根本没约记者。韩桂心这时已经坐下，她点上一支“骆驼”问我：“你是不是什么都知道了？”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韩桂心加重语气说：“本来你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忽然意识到我的预感应验了：韩桂心的“告诉他”并没有收到令她满意的效果。我于是连自己都没有准备地说出了带有挑衅意味的话：“可是我知道了一部分。”“那是我瞎编的，”韩桂心马上说，“就像编小说一样。”“是么？”我说，我想我的口气是冷冰冰的，接着便是一阵不长不短的冷场。

    韩桂心抽完一支烟，长叹了一口气，首先打破了冷场，就像决心说出一切似的请求我把所有的录音带都还给她。她说：“你知道，刚才，吃午饭的时候我告诉他了，他们，陈先生和我丈夫。结果，陈先生一句话也不说。我丈夫，他走到我跟前扶我起来，他对陈先生道歉，他对他说我精神不太好，刚从医院出来，可能还要回到医院去。他说着，用他的双手攥住我一只胳膊，用他手上的力量令我站起来离开餐桌。他强迫我走出房间走进他的汽车，他让他的司机开车强迫我回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已经患有精神病了，我的话因此是不可信的，终生不可相信，这意味着他有了更充足的理由离开我，有更充足的理由让别的女人替他生孩子你明白么？为什么我就没有料到结果是这样的呢！所以请你把录音带还给我。”我说我可以把录音带还给你，不过我只想弄清一点：你的录音真是瞎编的，还是你丈夫说你有精神病才使你认为你的录音是瞎编的？韩桂心沉吟了片刻（笔者感觉是权衡了片刻）说：“我想我的录音本来就是瞎编的，即使我在5岁的时候有过消灭陈非的念头，我也不可能有消灭陈非的力量，他是男生……他……总之我不会。我可能做过梦，梦是什么？有个名人说过梦想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不用花钱的享受。我5岁的时候我们家钱少，我们家钱少的时候我的梦就多。也许我享受过梦里杀人，是梦里而不是事实，所以我没杀过人。请你把录音带还给我你听见没有……啊？”

    韩桂心语无伦次絮絮叨叨，但后来我渐渐不再听见她的絮叨，我只想着那个倒霉的陈先生，想着一个女人一次狂妄的心血来潮，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摧毁了他已平复了半生的一个结论，然后这女人又能如此随便地否定她这残酷的摧毁。我还想尽快离开这个韩桂心，我站起来朝着墓园深处走，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刘爱珍烈士的墓前。午后的阳光透过巨大的梧桐叶，把柔和的沉甸甸的光芒斑斑驳驳洒向墓体。太阳和坟墓是这般真实，墓中的刘爱珍烈士是这般生机盎然。她赤裸着自己从墓中升起，我看见了她的大眼睛双眼皮，也看见了她那被日本人挖去了双乳的胸膛依然蓬勃响亮。那胸膛淌着血，一股热乎乎的甜腥气，有形有状，盖过了这陵园，这人间的一切气味，让人惊惧。我相信墓中这个女人她不会有太多的梦，她就是为了一个简洁单纯的理想而死，就为这，她使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复杂多变的人们永远羞惭。

    韩桂心追上我重复着刚才的话，要我把录音带还给她。我一边返身往回走，一边想起我其实早已把那些录音带带了来，就像我早有准备她会突然向我讨要。但我忘在椅子上了，那只巴洛克风格的绿椅子，录音带连同装它们的一只小帆布包。我对韩桂心说，我当然乐意还给你，不过我的包丢在椅子上了，你如果愿意可以自己回去拿。韩桂心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想支开我然后自己脱身？实话跟你说你就是不给我录音带，你就是掌握着那些录音带也没什么意义，说到底一切是没有证据的，说到底你不能把我怎么样，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停住脚告诉韩桂心，请她不要把自己估计得过高，的确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也许从来就没有人想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