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起他的破书包，又依次把那些勉强依附于书包的小锁们锁好，拿起扫帚簸箕出了门。值班员转向我问道：“您是谁？”

    我不想告诉值班员我是谁。我离开陵园管理处，一路走着一路想着，假若刚才我看的屁股不是那么灰黄那么陈旧那么干瘪，假若我看见的是一个健壮的咄咄逼人的屁股，我敢走上去叫它“站起来”么？也许我不敢，即使再愤怒我也不敢。如此说，我呵斥这流浪的老者“押解”这流浪的老者，也不过是完成了一次没有危险的发泄而已。

    我不知不觉走向我和韩桂心坐过的那只绿椅子，椅子上赫然地放着我那只装有录音带的帆布小包。我隔着帆布包摸摸，录音带还在。韩桂心呢？她为什么不把它拿走？当我押送拉屎的老头的时候我把她给忘了。

    那天我也没有拿走丢在椅子上的那些录音带——连同那只帆布包。这仿佛使我和韩桂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同伙：面对那些录音我们有种共同的逃离感，或者因为它太虚假，或者因为它太真实。

    我久久记住的只是墓中的王青烈士、刘爱珍烈士那永远年轻、永远纯净的躯体，还有我对这座墓园的不可改变的感受：我喜欢这儿的大树；我喜欢这儿沉实平静的坟墓；我喜欢这儿永远没人来坐的那些空椅子；我喜欢这儿的空气：又透明又苦；我还喜欢这儿正在发育的一切：丁香们抽芽了，那些小米大的嫩粉色新芽就像婴儿的小奶头……而我们，这些人间的路人，面对着所有这一切有时的确会感到一阵阵力不从心。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韩桂心这个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