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浑身无力地坐了下来。小草握住了他的手，可是，她自己的手也在颤抖着。

    崔主任接着说：“被告被白国光威吓逼迫而受尽了侮辱，直到家庭被毁，亲人入狱，这一切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她对白国光的深仇大恨不言而喻。然而，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这就是她杀死白国光的原因，那就又大错特错了。下面，请审判长批准我对被告提几个问题。”

    审判长说：“你可以提问。”

    崔主任问：“冯美荣，何天亮入狱以后你都做了些什么？”

    在崔主任提问、叙述的过程中，冯美荣一直在哭泣。崔主任向她提问，她没有回答，崔主任又问了一次，她仍然没有回答。审判长说：“被告，你要如实回答辩护人的提问。”

    冯美荣忽然号啕大哭着说：“我想死，我请求让我死还不行吗！别问我了，别问我了……”

    审判长说：“被告你冷静一些，遵守法庭纪律，注意法庭秩序。辩护律师，被告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

    崔主任说：“我非常理解被告的心情，我提出的问题等于在割开她尚未愈合的伤口，我能感觉到她的心在滴血。我尊重我当事人的意愿，不再向她提问，但是我却可以把我整理出来的谈话笔录当庭宣读一下，这份笔录实际上回答了我的问题。”

    崔主任从案头拿起卷宗，翻开读道：“自从发生了那件事情以后，我知道我上当受骗了，做了对不起何天亮的事，没有颜面再跟他维持夫妻关系，就提出离婚。我知道这样做对他来说是残酷的，也许他会更加恨我，可是我没有选择，我只能那样。一个女人出了那种事情，在原单位只能成为别人轻蔑的对象，成为别人饭后茶余的吐沫星子，我只好自动离职，远远避开那些轻蔑的眼光和比刀子还要锋利的闲话。同时，我也是为了远远避开那个恶棍白国光。我恨他，可是我对他却没有办法，他是男人，是领导，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我无法跟他对抗，更无法报仇雪恨，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远远避开他，让他找不到我，无法继续纠缠我。

    “离开了单位，我就没有了收入，我还有女儿，我的父亲又患了肝癌，妹妹年幼还正在读书，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来源，我只能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挣钱。我白天给人家当保姆，晚上到歌厅舞厅当陪酒，经常一天苦干十六个小时。然而，我再卖力气挣来的钱也弥补不了家里的开销。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孩子因为营养不良也患了贫血，我只好去卖自己的血换来钱买了补血药给孩子吃。这样拼了一年多，我的父亲还是去世了。我心里明白，他的病是我给气出来的。他生前很喜欢何天亮，我们出了那件事情以后，他从来没有问过我缘由，但是我知道他对事情的经过一清二楚。他从来不提这件事，闷在心里，我女儿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她姥爷抱着她流眼泪。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开始每月积蓄一点点钱，哪怕家里再困难，哪怕每月只能存一块钱，我也要不间断地积蓄。我知道，何天亮出来以后还要过日子，还要做事情，他不能两手空空地面对这个对他来说已经变得非常生疏的世界。再后来，我晚上在歌舞厅陪客人的事情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家里，母亲和妹妹都觉得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回家的时候也经常感到邻居们在我的背后指指戳戳，我不能不挣钱，却又不能不顾家里的名声，我只好告别给我留下痛苦记忆的故乡，到外地谋生挣钱。我去过深圳，在那里给人家擦过皮鞋，当过小工；我也去过海口，在一个拱桥上推车，每推一趟能挣五毛钱，我一天最多能推十趟；在厦门我给一家公司当过公关，为了躲避老板的纠缠，干了一个月一分钱没挣到就辞职了。那段时间我自己都说不清我干了些什么，反正什么能挣钱我就干什么，只有一样我可以保证，我从来没有靠出卖肉体换钱，因为，虽然我已经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