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喻其健康,而并未托词于任何糖尿症、肝脏病以至精力交瘁等等,以为辞职之口实。“称病辞职”固为一般无耻官僚之惯技,中国官吏每当政治上发生困难,辄扬言旧病复发,至所何病,则精神上体质上之病恙,名目繁多,自肾弱胃伤以至头昏脑聩,倘欲开一名单,真可塞满一新式医院之全部病房。其实所患者皆属政治病耳。

    中国政治领袖又有一特性,即一登政治舞台,大多不复继续求学生活,亦不复从事写作——只有孙中山先生为惟一之例外——而当其发挥议论,洋洋洒洒,则人人以第一流大学者自居。倘使中国领袖中会有《托落茨基自传》那样巨著出世,那算是超乎尘世可能的奇迹。虽至中山逝世十二年之今日,市上犹找不出一本中国人自写而内容优美的传记。也找不到正确信实之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之传记。

    至于一般大人先生,走进衙门,则捧一杯清茶,谈谈无涯无岸之山海经;回到公馆,则磕磕瓜子,悠哉游哉,就此消磨了一辈子光阴,犹得谓之“学者的风度”。此等事实,又可说明为何中国名家作品的集子中,所收的材料总是宝石样的短诗,精细小品文,替友人著作捧场之短序、墓志铭、简短游记等等,占去百分之九十五之篇幅。当一个人挨不上掌权势,还是以文雅为上策;当一个人谈不到欺侮人,才非讲情理不可。吾人曾能几度遇到像司马迁、郑樵、顾炎武那样的人物,他们的伟大著作,昭示我们一种不屈不挠的雨果(Victorhugo)、巴尔扎克(Balzac)的精神。这是两千年大磕其头的奴隶生活所能给予一个民族的遗产。

    试将人民之毛发肌肤审察一下,也能告诉你数千年足不出户的文明生活之结果。通常男人家脸上缺乏髭须,虽有亦极疏落,为此种生活后果为一个示例,因此中国人一般即不知使用家常刮须刀。至如男人家胸膛上丛毛尨茸。在欧洲所在多有,在中国则未之前闻;更若妇女樱唇之上而留些小髭,在欧洲数见不鲜,在中国目为情理之外。非但此也,据医家所说,以及其他著作之记载,谓中国妇女之私处童山濯濯者,实繁有徒,俗谓之“白虎”。中国女人之毛孔较欧洲女人为细,故其皮膏纹理较为柔而美,而肌肉因亦较为软弱,实为缠足制度所培育而成之结果。此缠足制度表现另一种女性美。鉴于此种实效,广东新丰之养鸡家,将雏鸡自幼禁闭之暗栏中,使一无盘旋之余地,因是新丰鸡以肥嫩驰名,其味殊美。中国人之腺分沁想来也必较为减少。因为中国人觉得西洋人之所以养成每天洗澡之习惯,目的乃欲解除皮肤所散发之强烈臭气。不过最堪注意之差异,当推中国人之声带,盖比之西洋人颇觉失却一种充实的回响特质。

    关于五官感觉之内容,著者未有深切之研究,但耳目之应用,尚称优良,殊未可非议;至于中国人嗅觉之灵敏,可由其烹饪之特长一点见之。北平方言,当一个人说到“吻小孩子”的动作,叫做“闻”小孩子,这实在是极正确的表白:因为吻小孩子实际上的动作,却是“闻嗅”,这亦足以表示中国人对于嗅的观察之精细。即在中国文学里头,亦不少同义于法语(Obeurbefemme)的美丽辞藻,举其浅显者,则有玉人芳泽,绮骨香肌,花容月貌,兰质蕙心,甚至芳名芳龄,无往而不芳,无往而不香,然亦不可谓非曲尽其妙。反之,对于冷、热、痛楚、嘈杂声浪之敏感性,中国人远逊于白人;其故缘于中国人在家庭自治体制度下饱经磨折,对于此等困苦之逆来顺受,已成习惯,我们的“神经”或许即因此而得受西人之恭维,亦未可知。中国人有几种特殊美艺,具有纤巧之天才,足证其感性之精细——如中国之一般手工艺出品,大可负责证明——而相对地关于遭遇痛楚,则感觉至为低劣迟钝;中国人民于领受痛苦的忍耐力之强大,真可谓匪夷所思!